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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共九大以后，江青在她的摄影室里拍了不少人物像。江青认为照得最好、最满意的是给谢富治照的那张。因为谢富治和江青比较熟悉，江青用心照，谢富治不紧张，很放松，很自然，照片面容表情好、光线好。江青经过认真剪裁，请石少华放大到有半张《人民日报》大小，洗出一幅彩色照片。江青拿到大照片，端详着，欣赏着，并叫我打电话让谢富治到钓鱼台来。

周总理的专职摄影师、老资格摄影家杜修贤看过江青不少摄影作品，称她拍摄的手法比较巧妙。有一次，周总理和邓颖超取出一张周总理坐着的照片给杜修贤看，说这是江青照的，问他照得怎么样？这是杜修贤第一次见江青的摄影作品，觉得用光很不错，追求线条纵横交错的主体感觉和深邃透视的意境。总理和邓大姐也有同感。后来，杜修贤说：“如果抛开性格不谈，就论她的摄影技术，还算不错的。”

徐大刚，1926年生，2012年去世。他多年从事摄影工作，被称为“上海新闻摄影界的元老”，1960年被调到中南海，任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1961年7月要上庐山开会，由于主席历来不想坐飞机，因此徐大刚和江青一同乘专机前往庐山。飞机上，两人聊得最多的便是摄影。当聊到如何在摄影过程中抓住动态物体的瞬间摄像时，徐大刚根据平时积累的经验，告诉江青如何运用快门速度捕捉动态物体的最佳瞬间，如何拍摄高速物体，如何使用闪光灯等。江青听得津津有味。直到飞机在九江平稳降落，江青才止住询问。

江青是不甘寂寞的人，爱好广泛，爱动植物、爱打兵乓球、爱打扑克、爱看电影、爱骑马，尤其爱好摄影。我想说说她在学习摄影活动中的一些故事，供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江青。

“谢富治遗像”一语成谶

为啥呢？

江青对摄影达到了几乎痴迷的程度。1971年春天，她为了拍几朵牡丹，不辞辛苦地跑到景山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天坛公园、颐和园等当时种植牡丹的地方，一去就是三四个小时。为了拍出晶莹剔透的露珠，她凌晨四五点钟就赶去了。去后，她精心地挑选花开得最大的，颜色最好的，花瓣层次最丰富的，选好后，她亲自或用手沾上水，挥洒在花朵和叶片上，或用口含上水往花、叶上喷洒。然后，支好三角架，安好相机，对好焦距，调好速度，就开始等阳光、等蜜蜂、等蝴蝶，有时候等半个小时，有时候等一两个小时。江青是个急性子的人，有时急得满头是汗。但是，拍照时她很耐心。有一次，她对摄影师们说：“北京的春秋季，色彩丰富。景山就可以拍好多照片，大胆地用逆光，我喜欢用侧逆光、顶逆光，用辅助光，要耐心地等，我拍片就是用心地等……细节有时能画龙点睛。”等到有阳光了，水珠晶亮了，蜜蜂、蝴蝶开始飞舞了，她才放心满意地按下快门。

她为了拍一张满意的“高度警惕”的备战照片，叫一位警卫战士潜伏在一个隐蔽处，手持钢枪，睁大眼睛，聚精会神，目视前方。为了拍摄清楚战士锐利、警惕、有神的大眼睛，一向十分讲究卫生的她先是蹲在地上，后是跪在地上，最后趴在地上拍摄，一拍就是一个多小时。

最后再强调一遍，很反感这种种族歧视画风还自以为很清新脱俗的营销。

江青听完之后沾沾自喜地说：“好，我同意，就用这个标题。但是，作者不能用我的真名实姓。如果用我的真名实姓，又不知道他们怎么解释呢！就用‘高山’或用‘峻岭’，还是用‘峻岭’这个笔名吧。”姚文元和叶群异口同声地说：“好，用‘峻岭’好。”叶群表态说：“感谢江青同志的辛苦劳动，我现在就替林彪同志谢谢江青同志。他看到这张照片以后，一定会很高兴的。”

因此在从不缺美人的贵圈，我也不看好她会创出比新疆三美更厉害的成绩出来。

毛厉声责问：你在钓鱼台搞了些什么名堂？

除此之外。

2011年1月25日，《文化艺术报·书刊参考》转载了一篇文章，《江青“御用摄影师”李文化的悲欢史》，作者是张欢、印青。文章指出，我国著名电影摄影大师李文化，直到今天，也不愿意去否认一些事情，比如他对江青文艺水平的看法——“不能说她是毛主席夫人，拍过电影，就是电影顶尖专家，我不认为她是顶尖专家，但我认为她是懂电影的，她真懂。30年代她当过电影明星，当然要懂这些东西。她给我看过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坐在躺椅上，一张是林彪的照片。她专门给我讲，这些照片她在什么情况下拍的，怎样用光，逆光、测光、侧逆光、顶逆光、正面光。她说，拍人物大胆用逆光，很少用顺光，因为顺光层次感、立体感不强，比较平。她希望我拍出的电影跟她要求的一样。

过犹不及的道理我希望这个漂亮妹子的团队能思考一下。

脸有点挑角度，不笑的时候略显老气。

我给她当秘书时，一天清晨，她在钓鱼台10号楼门前摆弄照相机，准备拍摄盛开的牡丹花。我看她情绪不错，就试着小声问：“江青同志，您喜欢照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说：“是在延安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前线的部队打了胜仗，从敌人那里缴获了一架旧照相机，交给了主席，主席叫我试一试，看还能不能用，主席、总理、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转战陕北的时候，在行军的路上，我用这架照相机还给主席照了好几张照片呢。解放战争胜利后，我把那架旧照相机交公了——一切缴获要归公嘛。”

1971年的一天，江青拿着一张毛主席的照片对我说：“这张照片是我1961年在庐山含鄱口给主席照的，我很喜欢这张照片，主席也很喜欢。你送到新华社请石少华同志给我放大成16寸的彩色照片，洗10张，送给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当时，觉得江青亲自给主席照的照片要送给我们，很高兴，很快就放大取回来了。江青立刻用粗红蓝铅笔红色一头在大照片背面写上了“请杨银禄同志惠存。江青某年某月某日。”

现代装辨识度尤其不高。

谢富治接到电话不敢怠慢，立即赶到钓鱼台江青的住处。江青递给他那张得意之作，洋洋自得地问：“富治同志，你看，我给你照的这张照片如何？满意不满意？”谢富治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照片，赞不绝口地说：“好，照得实在是好！这是我有生以来照得最好的一张照片，又是江青同志给我照的，太宝贵了。”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有一天我到了八宝山的时候，就用这张照片作为我的遗像。”从不开玩笑的江青说：“我同意，你回去就跟你的夫人刘湘屏同志说，到时候别叫她给你用错了。”谢富治满面笑容地说：“一定，一定。我这就回去告诉她，她记性好，不会用错的，她办什么事都很认真，请您放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