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光纪录片]四海为家 吴文光_“独立纪录片教父”不再揭露之后

专访著名纪录片导演 吴文光 上

精彩内容：

凌晨三点半，吴文光关了灯，上床睡觉—比往常晚了三个小时。

头天，在花了九个小时，把三个片子顺利剪辑完成后，为了奖励自己，他连着看了六集美剧《大西洋帝国》，“极大地满足了我对黑帮片的想像”。通常情况下，他对自己的奖励是看三集。

他已近60，深知养生的重要。每天晚上，他会走上二十里路，并准时在十二点半前睡觉。“但有时候你自己需要小疯一下。”他说。

三天前，他刚刚从德国法兰克福回来，两天后，又将飞往美国。事实上，自从今年年初搬到北京北六环这个村子后，除了按惯例在昆明过冬的那几个月外，他多半时间都在外面飞。五月威尼斯双年展结束之后，是巴西圣保罗、台北。

十年前，他教会一些村民拿起摄像机，拍下他们身边的政治和生活;五年前，他带动青年人寻找自己的根，一次次下到村子里拍下老人们曾经的历史，将自己与过去联接、与现实联接。

这两个计划—村民影像和民间记忆，借由影像、文字、剧场展现，频频获邀出访国外参展、举办讲座。“村子里集中了历史和现实交织的东西，”吴文光理解这些作品受到关注的原因，“他们觉得可能有某种实验性的东西在里面。”

这正是他初时启动这两个计划并将其沿袭至今的原因。从世俗意义上，他知道，这两个计划“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不可能得到赞美和任何评论，一如他之前因为《流浪北京》《我的1966》《江湖》等口碑之作所收获的—它们将他推到了“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的位置。

但是，“永远不可能成功”这一点令他着迷，“它让我保持警醒”。实验性、探索性和观念性，从这个意义上，他非常认可自己颠覆常规做的这一切。“它的某种先行式的方式在探究着大家可能还不会想到的东西。它的起点在这儿。”

藉由这两个计划，他走上另一条路，不再暴露、揭示和展示现实的创痛，而是把目光转向自身，转向具体的个人，把纪录片回归到“一个人的影像方式”。这解决了困扰他多年的问题：做作品有什么用处?以及，我是谁?

“在中国做这样一个以创作为己任的人所带来的困惑和疑难，我不说可以解决，我在寻找解决途径的过程中。”因为笃定这一点，他接受一切陷阱、挫折甚至崩溃。

“你可以认输，但你不能服输。”他慢慢地卷完烟丝，点燃，放进嘴里抽了一口，陷入沉思。

村民粗糙的手端起摄像机后

吴文光喜欢陌生的、能刺激到他的东西。

2005年夏天，当“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找到他，为这个已进行了4年的项目拍一部纪录片时，吴文光提出了自己的方案：由村民自己来拍。“我好奇这些机器发到农民手里面他会怎么样，我想尝鲜。”

但这只是促动他作出这一选择的一个粗浅动力。他已拍了十余年的纪录片，正陷于自我怀疑中。纪录片在中国是小众、边缘的，“甚至是在见不得光的地方蹿来蹿去”，他困惑于它对现实的乏力，“天长日久，做这样的东西有多大意义?”他厌倦，“你的路线就是一个，拍完一个就到国际上去吹风，然后再回到北京。完了又出国。失去了共鸣。”

这个项目让他看到了一种可能。“中国这样一个极大的现实现场，我们可不可以有更多的关心?”他想判断，通过影像和现实相联接，会发生什么。他甚至希望，能够发生一些“反面的、冲突的”事情，“这样这个事情才更有意义。”

他没有失望。当村民粗糙的手端起摄像机后，他看到了“跟以往纪录片制作者拍出来的不一样的东西”。

一个村民蹲在家门口的路边，机器支在旁边，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开始说：成立合作社后我最倒霉了，我家刚刚分的那头牛被拉走了，我妈因为这个事情哭了一夜。刚从地主老财手里弄来的东西，刚三五年就没有了。

“他这样讲述历史的变革以及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吴文光说，“它是原汁原味的，完全还原到现场。你可以看到原来没法儿看到的问题。”他把它比喻为“森林里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拍摄”。相比之下，当外来者端起机器的刹那，森林的生态已被破坏，何来真实?

但是，他也看到了他曾经想要看到的“冲突”，这却不令他欢喜。十部片子经由吴文光和他的团队之手剪辑成片后，村民们恼了。“在片子里想说的话，好多没让说，我们没有得到充分的权力。”吴文光清楚地记得他们的愤怒，“我们被这些艺术家给玩了。”

吴文光明白过来，“这个事情当时有政府部门参与，他们认为我在中间阻拦了他们向政府表达他们和村子的诉求。”他说，“他们实际上希望这个片子能对现实有一些改变，希望阳光能照射在他们的村口。”

他深受刺激。他意识到，这些多年被阻拦在大门以外的人，当他们有条路可以走时，他们还是冲着那个有警卫把守有狮子蹲伏的门走过去，“他们不会想说建造另外一条路”。

这一刺激，让他产生了一个想法，“用我们的方式来创造一个我们自己的路和我们的门。”村民影像计划由此沿袭了下来。

十个村民作者，最后有四个后续做出了各自的《我的村子2006》《我的村子2007》《我的村子2008》……把他们关注的乡村生活和乡村现实，以个人方式进行了深度表达。而来自湖南的贾之坦，则几乎每年完成一部作品。

不仅仅是寻找历史记忆

在村民作者的片子里，每每会记录一些老人讲述从前那些影响到他们生活的历史，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吃食堂等等。其中，贾之坦的一个作品，引起了吴文光的注意。

1970年代初，在贾之坦的老家，“一打三反”期间，发生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前后抓了七八十人。有的人自杀，有的人被判刑。两年后，这个冤假错案得以平反，真相不过是一场权力斗争。

四十多年过去，这一事件给很多家庭造成的阴影和伤害仍在。贾之坦在村里采访了很多人，包括整人的、被整的，很多事情被刨了出来：当时谁被抓了，谁被松树枝熏了后招的供，谁被抓到大队部，谁去送了饭……

“它的真相是被一个村民、一个旁观者给挖了出来。”吴文光看到了意义所在，“原来这些村民是这样来记忆历史的!他们说的那些东西不是正史，却是真正的民间记忆。”

2010年，村民影像计划进行到第五年。吴文光看到了年轻的纪录片制作者们面临的—他也曾面临过的—困境。“他们最大的难题，永远是下一个拍什么?”

从村民影像计划里，吴文光意识到以真实材料进行创作的无限可能性，以及它的意义，“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被隐藏被掩埋被遗忘的历史，需要被记录下来。”

他告诉那些年轻人，回到村子里去吧。

此后5年，每年春节，吴文光和两百多位年轻的同伴，散布于生养自己的村子或是父母出生的村子，端把凳子坐在那些皱纹如沟的老人面前，听他们回忆上世纪中叶经历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

这是一条寻找历史记忆之路，却又不仅仅于此。

“常规的纪录片，观察现场、收集资料、分析，规整出一个作品之后，再去到另外一个现实、现场里，跟现实没有关系。”吴文光说，“但是民间记忆计划不同。”

参与民间记忆计划的作者每年都要回到他们的村子，采访、拍摄，并且试图介入镜头下的老人以及乡村的现实。他们带动村民为死于三年灾害的人立碑、建立老人扶助基金和老人活动中心，为农村儿童建立图书室，教会他们用摄像机拍摄自己的爷爷奶奶。

这原本不在民间记忆计划的“计划”之中，“它是一个自然滚动形成的事情。”吴文光说，“这些老人你再回去找他们谈的时候，发现他的历史、记忆是一种不堪回首的过去，但是现实依然如此不堪。所以自然就会给他们带点小东西，比如药啊、油啊、米啊，给他接个水管什么的。或者给他看看我们拍了什么东西。”

吴文光将这种介入称为“回馈”，一个创作者对那些被采访的、被拍摄的地方的回馈，而不仅仅是沉在一种感叹和所谓的思考里面。

他希望能唤起一个的认识维度，“我们(进行创作的人)对现实有什么建设性的作用?”同时他很清醒，民间记忆计划在尝试的这个东西，不能变成一种标榜，一种号召，否则就会成为一种道德绑架。

永远都不满意

采访完一千多位老人后，吴文光已整理出五百多份口述史，把它们都放到了工作室的博客上。现在，他打算以此写一本书。

“最初的愿望是觉得，这个东西搁着特别可惜，也没有人再使用它们，后来日积月累，开始发酵，我觉得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种把它消化出来的东西。”

今年年初，吴文光看了一本他非常喜欢的书，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写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维埃的私人生活》，深受触动。“我就想呢，我如果要写书，一定这样写。”

在斯大林时期，无数普通人的命运被改变。“《耳语者》里有大量的采访、大量的调查核实，他不是写数据，都是写环境、写普通人的故事。”吴文光从这本书里看到了方向。

整理故事、剪辑片子每每枯燥乏味，吴文光经常用看美剧来犒赏自己。“读书都已经读得够多够多的了，现在一年看个两三本就不错了。”从美剧里，他获得了一些改变，“原来我比较极端，认为创作跟大众、跟市场、跟商业完全是毫无关系的，最近几年不同了。”

除了《生活大爆炸》，各种美剧他都看。有时没有好的美剧，烂剧他也看。最疯狂的时候，他连续三个晚上看了三个通宵，最长的一次从晚上八点看到第二天早上十点。“欲罢不能啊，看得我满腹心事，浮想联翩，所有艺术在这里(美剧)都用上了。”

他最喜欢《广告狂人》和《绝命毒师》。《广告狂人》“闷得一塌糊涂”，刚开始他看不下去，但看到第六季时“都舍不得看完，一天看一集或一集半”。

《绝命毒师》讲述中年人的欲望与挣扎，于吴文光，这部剧既符合大众口味又具深度，台词非常棒，并对其中一集用50多分钟的时间来拍摄绝命毒师打一只苍蝇这一处理方式念念不忘。“打一只苍蝇，拍一集，谁也不敢这样拍。非常体现内心的一集。”

成名二十多年，最让吴文光满意的一点是，“对自己永远不满意”。他自认不是抑郁患者，但是有宿命论的看法，“你的所有努力在这个现实里面都是徒劳无益的。”他神情淡然，“很多事都让我们感觉到不可靠。我们总想保持住现有的东西，但我们不是生活在密室里。”

但他显然并非心如止水。“我看到他的脸，端着摄像机的样子，就心生激动。”他指着摄影师说。他告诉那个年轻人，不要按照别人的方式来生活。一旦有条件就要想办法避开“把自己淹没掉的东西”。

他笑起来，“我经常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对记者也好，对摄影师也好，说上这种挑逗性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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