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可夫斯基]塔可夫斯基镜子_深度丨俄电影人塔可夫斯基漂泊于影像间的圣徒

　796人浏览　0人评论来源：网络　　发布时间：2015-12-10 11:11:39

塔可夫斯基的影像艺术

精彩内容：

初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宛如一个奇迹。蓦然间，我感到自己伫立于房门前，却从未获得开门的钥匙。那是我一直渴望进入的房间，而他却能在其中自由漫步。我感到鼓舞和激励：终于有人展现了我长久以来想要表达却不知如何体现的境界。对我来说，塔可夫斯基是最伟大的，他创造了崭新的、忠实于电影本性的语言，捕捉生命如同镜像、如同梦境。

——世界电影巨擘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Tarkovsky）于一九三二年生于俄罗斯札弗洛塞镇，是诗人阿尔谢尼伊-塔可夫斯基之子。第一部长故事片《伊万的童年》于一九六二年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第二部电影《安德烈-卢布廖夫》于一九六九年的嘎纳影展赢得大将，接下来的作品，《索拉里斯》（1972）、《镜子》（1974）、《潜行者》（1979）均受到西方国家热烈推崇。他的作品以擅长运用惊人的象征意象驰名于世。一九八三年在意大利拍摄《乡愁》时，塔可夫斯基决定终生不再重返苏联。其最后一部作品《牺牲》荣获一九八六年夏纳影展评审团特别奖，同年十二月，塔可夫斯基因肺癌病逝于巴黎，享年五十四岁。许多影评人曾试着诠释其浓烈的个人化视野，却始终难以企及。

也许在整个电影史上，没有一位电影导演像塔可夫斯基那样对人类精神抱有如此执着而深切的关怀。他曾经坦言，心中最深的忧虑是“我们文化中精神空间的贫瘠。我们拓展了物质财富的领域，却剥夺了人的精神维度，对其威胁置之不顾。”然而他深信，“一个人能够重建他与自己灵魂源泉的盟约，以此恢复他与生命意义的关系。而重新获得道德完整性的途径是在牺牲中奉献自己。”

塔可夫斯基执着于一种古老的信念：艺术家应当承担近似上帝的使命，艺术创造不是自我表达或自我实现，而是以自我牺牲创生另一种现实、一种精神性存在。影片《安德烈-卢布廖夫》蕴含了将艺术家与殉道者类比的主题。这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史诗作品，以章节结构刻画了15世纪俄罗斯圣像画家鲁勃廖夫的一生和他经历的时代动荡。卢布廖夫对社会完全丧失了信心，在探寻信仰的旅程中历尽迷茫、坎坷与创痛。数十年沉默不语，直到最终他目睹为纪念东正教先驱圣·乔治所铸造的大钟落成。在轰鸣的钟声里，他领悟到神与艺术的和谐，获得了信念的再生。

以下是塔可夫斯基的与自己三部作品的对谈：

1.《伊万的童年》

我的第一部影片

这部电影的诞生过程有点怪。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启用过另外一位导演、另外一些演员和技术人员制作《伊万的童年》。在那组人员手下，影片拍摄了一大半，花掉了一半的经费，但结果却很不尽人意，所以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决定停止影片的制作，转而寻找其他导演。他们先是想找一些有名的导演帮忙，后来又找了几个不太有名的，但所有人都拒绝接手这部片子。当时，我刚刚在俄罗斯电影学院完成学业，并且完成了我毕业影片《压路机与小提琴》。在接受邀请之前，我提出了几个条件。首先，为了重写剧本，我得重读弗拉基米尔·博戈莫洛夫的短篇小说，因为电影剧本就是按照该小说改编而成。其次，我拒绝观看之前已经拍摄的部分，哪怕一米胶片也不行。最后，为了从零开始，我要求更换演员和技术人员。当时有人跟我说：“可以，不过您只有一半经费！”我回答说：“如果你们给我的是一张白色的卡片，那么一半经费就行了。”电影就是这样拍成的……

真实的童年一样艰难

我的童年和与伊万的童年相差很大，伊万长大后当了一名战士，曾经历了战争。在苏联，我这一代所有男孩的生活都非常艰难。说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和伊万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其实就是承认伊万和他那一代俄罗斯年轻人经历了共同的苦难。

战争造就了同时也吞噬了恶人和英雄

我非常同意战争中没有胜者这一观点，当人们赢得战争之时，也就是他们失败的时候。对于这一诠释，我没有异议，但讨论的背景，包括观点、价值观等被放在了前面，而艺术和艺术家却被遗忘了。

2.《安德烈·卢布廖夫》

缘起

有一天晚上我和康查洛夫斯基以及另外一个朋友一起聊天。那个朋友说：“为什么不拍一部关于卢布廖夫的片子呢？我是演员，我能很好地扮演卢布廖夫这个角色……旧俄国、圣像画，这都是很好的题材……”一开始，我觉得这个想法无法实现，甚至惹人讨厌，与我的世界相去甚远。然而，第二天我却决定要拍这部片子，并开始和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一起构思。拍片计划就是这样拟订的。幸运的是，我们对卢布廖夫的一生了解不多，这使我们获得了完全的行动自由，而对我们来说，自由的重要意义压倒一切。

艺术是一种祈祷、某种与上帝创造世界的计划相契合的艺术

世上灾难越多，人们就更有理由去创造美。这可能更为困难，却也更为必要。《安德烈·卢布廖夫》这部影片的主题是在一个受灾难摆布的世界里艺术的合法性。一方面美被创造了出来，另一方面灾难却在作品中不断呈现。

创作作为一种本能

人类存在了多久，其愿望就存在了多久；从人类认识到自己是人开始，他就想要着创作些什么。正是从这方面来看，人类和创世主之间有某种联系。什么是创作？艺术有什么用处？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艺术是一种祈祷。”这句话把一切都说明白了。人类通过艺术表达愿望，而所有不表达愿望的，就没有思想深度，与艺术也毫无关联，最多只是某种精彩的学术性分析。比如，在我看来，毕加索的所有作品都建立在这种学术性分析的基础之上。毕加索描绘了世界，凭借的是他的分析以及学术式重建。尽管他的名字如雷贯耳，但是我还是得承认，我认为他从来没有触及到艺术。

3.《乡愁》

这部影片说的是生活的不可能性和自由的缺失。比如，如果爱受到了限制，那么人类将因此被彻底扭曲；同样，如果精神生活受到了限制，人类也必将受到创伤。某些人能够比其他人更为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并且想要彻底牺牲自己。为了拯救这个缺乏爱的世界，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了他人，这便是牺牲的含义。这是一种爱、一种馈赠，而当今世界却使其受到了限制，因此人类便开始受苦。《乡愁》的主人公和所有人都没法成为朋友、建立友谊，因此痛苦不堪。然而，他却找到了一个和他一样痛苦的朋友，也就是疯子多美尼科。

乡愁是一种笼统整体的感觉

即便和亲人一起待在祖国，人们依然会体会到乡愁。就算有间不错的房子，有个幸福的家庭，人们还是会因乡愁而痛苦，因为他的思想受到了限制，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而蔓延。乡愁是面对尘世时的无力，也是由于无法把思想传递给他者而产生的苦楚。使《乡愁》的主人公深受打击的是这样一种痛苦：他没有朋友，也无法同别人交流，因此他深感痛苦。这个人物说了：“必须把界线打破”，目的就是使大家都能自由地、互不冲突地体会到他的思想。更加宽泛地说，他的痛苦来自于对现代生活的不适应。面对世上的悲剧，他无法感到幸福。他担负起这集体性的悲剧，想要与尘世保持距离，独自生活。他的问题全因同情而起，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同情，他没能把这种同情的感觉彻底地表现出来。他想要和其他人一同承受痛苦，但是基本上没有成功。

人类唯一的精神性，就是对于上帝依赖感

作品中的主人公们为了战胜痛苦，必须信仰起源，信仰根系，知道来自何方、去往何处，也就是说，必须一直感觉到对上帝的依赖。否则，如果没有了对上帝的信仰，人类将变得与动物无异。人类唯一的精神性，就是这种依赖感，人类必须自由地体会到这种依赖的感觉。这种感觉是精神性之路。人类的机遇在于不断发展这条通往精神性的道路。对上帝的依赖是人类唯一的机遇，因为对上帝的信仰使人谦逊地意识到自己是另一个更高级的造物主所创造之物，这种信仰具有拯救世界的威力。人生必须有一种被奴役的意识，这种关系很简单，和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很相似。必须承认他者的统治权力。这种尊敬感和被奴役意识使人们能够看清自己的内心，使人具有了内省的视线。这就是所谓的祈祷，而且在我看来，它更是依照东正教教规的祈祷，同时，这也是我的电影作品、一个艺术家的作品的外在形式。不过，我离理想状态的祈祷还有很远一段距离。

对上帝的信仰与对艺术的信仰

艺术，是创作的能力，是上帝的动作在镜子里的影像。我们艺术家所做的只是在重复和模仿那些动作。在艺术里，我们与上帝很相似，这样的时刻并不多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从来不相信有某种艺术能够与上帝相独立。艺术的意义是一种祈祷，是我的祈祷。如果这一祈祷和我的影片能够带领人类皈依上帝，那再好不过。我的人生意义主要是“服务”，但是我从来都不以此强求别人，因为“服务”并不意味着“征服”。

艺术的神秘之所在如何达到“服务”这个目标。就像上帝创世的神秘一样。当我们跪倒在一幅圣像画面前祈祷的时候，我们会找到一些正确的字眼来表达对上帝的爱，但是那些字眼总是隐晦而神秘。与此相同，当一个艺术家找到了人物和情节，他就开始创作作品并以之作为祈祷，同时在创作的过程中与上帝心意相通，找到合适的话语。这就是创作的神秘性。在此，艺术的形式像是一个礼物，只有当艺术是礼物的时候，它才能进行“服务”。

电影表达了对上帝的爱

我很愿意这么认为（认为电影表达了对上帝的爱），而且一直这样工作。对我而言，理想状态是制造这个永恒的礼物。此前，能够真正把这种礼物献给上帝的只有巴赫一人。

塔可夫斯基电影作品海报欣赏

左起《野草莓》、《穆谢特》、《冬日之光》

（本文整理自1986年1月7日法国文化电视台“电影周二”节目罗朗丝-科塞对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采访）

相关图片：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_图片_互动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