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桑图片]胡桑的老公是谁_屋顶与天空之间的脚印

　798人浏览　0人评论来源：网络　　发布时间：2015-12-11 16:07:48

张杭

在诗歌遇冷的这许多年中,尽管写诗爱诗的人越来越多,每况愈下的出版业为我们带来一些外国翻译诗集,已令人感动,国内诗人的诗集出版,大多限于前一个十年已经出名的那些诗人。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出来出去老是那些人,远远跟不上创作的繁茂日进。然而这两年,从胡桑、茱萸等几个上海诗人出版“星丛诗系”开始,而立之年的诗人陆续开始把自己的诗集推到世面上。

无论是受到资助,还是自己想办法,从去年到今年见到诗集出版的80后诗人名字有:李浩、徐钺、李宏伟、唐不遇、王东东、黎衡、叶美、黄茜……认为这是应该的,是不得不做的,是年轻的诗人们试图把自己摆在公众面前。在他们的创作已进入成熟期,积累到一定量,每个人都需要一次总结。

对于诗人,这已经来得很晚。现在,几乎同时,我们要在上述诗歌书脊中加上两排——江汀的《来自邻人的光》和《寒冷的时刻》。我以为,江汀今天所得到的书架上的位置,将永远为他保留。他的诗,无论其外表的简单,还是内在的精神性,都是反潮流的。

还需多说两句,以免粗心的读者错过。一个看法是“江汀是白银时代的现代中文继承人。”这是王炜的褒扬。然而难以抵制另一种成见,江汀的诗是单纯明澈的抒情诗,保持着传统的轻快格式,但词语、意象缺乏潮流所喜爱的具体。

这只是表面易造成的印象,一旦被他沉潜的语调诱入,将看到一重又一重景象。何以至此又难于言明。奥妙在于,江汀的诗的逻辑性和跳跃性。这也正是他本质不同于白银时代诗歌之处。帕斯捷尔纳克的叙事、曼德尔施塔姆的意象演绎,都偏于缜密的连续,跳跃不多,江汀则以保留最少,得到跳跃的最远所及。这是江汀的独创性。《寒冷的时刻》中收录了部分江汀的早期诗作,使我们可以从较简单的作品中更容易地发现他的诗的某种原型和演变。最早的一首,2006年初写的《春》已包含了这种原型。在开头摆放的几句景物描写之后,他写道:

后来,有人从梦中醒来,

……

通过“醒来”的动作,视角发生转换,如同灵魂投宿的重生;从主体的现时中抽离,跳至一个非特定的、抽象的人称“人”。而在叙述了“人”的思想之后,诗的中后部才第一次出现“我”,难以说是回到,而更像是尝试确认诗人的自我视角。

我还记得一个明亮的上午

年轻的父母正在唱歌,

而在另一些夜晚深处

树叶已经悄然坠落。

在这四行,同一视角中的跳跃,使我们看到空间与时间的近与远的两两相对。同时,在一句之中看到埋伏于自然叙事的前后反差——“我记得”所拉近的,是一帧记忆中带有超验色彩的景象。注意这首诗中的多人称,及其之间的伸缩、跳转。

在后一首《黄岛冬曲》中,他以相似的方式写道:“自然的黑暗正在扩散 / 人,不禁想到他的一生,难以解释。”抽象的“人”再次显现,尽管代替自我言说。在这两首早期诗中,我们听到了双重声音——诗人自我的声音和“神”借其发出的声音。

对于《春》和《黄岛冬曲》这一时期的诗作,江汀似乎抱着矛盾的态度,拿出来又收回去。这次编选两本诗集时,也再次踟蹰过。我以为江汀之所以有时拿出来,就是因为这些诗包含了他所反复书写的问题的最初形态。而之所以在编排《来自邻人的光》时,又将它们拿掉,是因为他介意于那时语言的不自觉。他所意识到的两个问题:词语、意象的笼统、抽象和诗句的日常化——也许是直接来自于阅读译诗的习惯——在日后分别得到解决。

江汀自己承认的“自觉的开端”,是2007年至2008年间的《自述》和《奥西普》。在这两阕洋洋洒洒的诗篇中,他锻炼了诗句,却仍然在抒情中充满了过于抽象的经验。他需要从更具个人化的经验中找到自己的声音。随后的一系列八行短诗中,他变得收缩,意象精细起来。2009年,他开启了真正的成熟期,以《青岛图书馆,认出保罗·策兰》和《绿色的诗》这两首作为标志。在前者中,他专注于一个意象延展所释放的能量;在后者中,他的跳跃法用于经验的叙事,依然是用他自己的简要方式,达到了当代所要求的审美的密度。

《绿色的诗》从“我”的回忆进入,前五节,诗人的倒叙跳跃在几个时间维度。现时是“在正午的家乡路上”,第一次闪回到外婆去世前:“我想着病危的外婆,/ 我必须回到家中。”中间皆被跳过,倒叙中的“我”再次出现已是外婆去世:“五月十二凌晨,一点半,/ 那时我仿佛得到启示。//外婆,你去哪了?/ 我们跟不上你。”在这梦似的蒙太奇中,就像梦醒时分的惶惑:“我是不是刚从异乡赶回来?”接着,叙事跳转到某个“第二日”:

后来,我在闷热的第二日醒来。

我停止了思索,

事情仿佛过去很久了,

但头痛伴随我,如同友人。

这次“醒来”,“我”仿佛终于脱离了不确定的记忆跳转,置身于一种值得确定的具象之中。这种感觉就像一个新的灵魂注入身体,并且感知身体所遗留的记忆。不免令人想起《春》中那个“人”的醒来,而这一次不再是从眼前的具象抽身,跃到“神”的位置进行抽象思考,而是灵魂仿佛从“神”的位置下来,找到一个凡人寄居。

在日后的诗中,诗的主体开始不断寻找自我的寄居之所——“将有一座房子是空着的,/ 他将明白那就是家”;不断重试那寄居的动作——“我想要出门。一场雨开始坠下,/ 可是在家里,没有适合我穿的木屐”;不断进入现世和现实的某个章节,确认存在感何以重要、何种程度上存在具有意义——“喑哑的冰箱旁边,我触到一个拉索——/ 卷帘门慢慢升起——这时我记起,/ 我是一个年轻的商店店主”。由此,江汀为他的诗中双重声音中的自我一方,找到个人经验的载体,实现了诗的语言、意象的具体化,并始终有别于那些从偶然的具体出发的诗人。

在反复“醒来”的可能性中,“醒来”所寄居的具体,成为偶然。自我的暂时与有限,就时刻被提醒,被看到。这就是江汀所努力塑造的“自我”。在《你是我的苦思冥想》的结尾,他写道:

在公路的边缘,我停下,

搭乘遇见的第一辆公共汽车。

我在那儿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这个先验的觉醒者,试着平和地混入接受直接性秩序的人群。“第一辆公共汽车”的座位,就像一个专业、一份工作、一个父母所期许的选项、一种对社会秩序的遵守。这是诗人的自我批判,和对自我批判的超越。因其诗中主体的双重性,在“自我”的维度,主体所见所感是真切的,而在“神”的维度,自我只是一个寄居者,如同演员。由此“自我”被客体化,成为一个被叙事的人物,并可以作为时代中的典型加以刻画。在这里,江汀与抒情诗传统、与白银时代发生了断裂,接续新批评的衣钵,而走入当代。

于是我们在江汀的诗里看到了一系列并不伟大的“自我”形象,他不但具有人的有限性,也具有我们现代社会中人的普遍性弱点:软弱、惶惑、罪疚感、面对荒诞;有时自嘲,仍然可以抒情。他受着那样一个规矩而敏感的城市人外壳的牵制;想起一桩自己的过失,就“在公共汽车的人堆里枯萎下去”;从失控的醉态恢复过来,就不由自主“礼貌地道歉”;有时焦虑于自己有着“索然无味的本质”。因而每每,这一自我在经历了矛盾、两难的情境之后,总是做出某个现代悲喜剧的姿势,如《等待戈多》中的弗拉基米尔或埃斯特拉冈——不是望向那颗光秃的树,而是城市上空的月亮或路灯。

一个置于批判中的自我,亦即对社会中的个体做出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江汀关于个人体验的多数诗歌都是具有时代性和社会性的。他从自我的客体化反思,谨慎地提出时代批判。有时批判从克制中溢出,漫延到广域。在前面引过的《早上,世界已经存在很久了》中,那位偶然的“年轻的商店店主”公布了他的发现:

出门之前,我注视天花板,

那个简易的吊灯,我愿称之为室内的星辰。

我努力想要记得,我们这儿是否曾有过露天的时代。

当个人的内心已无法与必然性建立联系,城市就像一个偶然的地点和偶然事物的集合,而月亮也好似装饰城市的偶然事物。在这种处境中,值得怀疑的还有天空。江汀并没有仅仅将荒诞作为一种终极性的概念而绕过现实,他试图指出我们个体处境的社会原因、个体与时代的交火地带。为什么那永恒的、令我们意识到终极性问题的事物被遮蔽,而那暂时和有限的事物被假以永恒和终极,迫使我们接受?“雨在那里哗哗地下着,/ 地上却没有任何雨痕。”永恒事物的常识被施以人工的倒错,是否也让我们倒错于关于自我的常识。那么至此,我们是否应把偶然性的处境,当作必然而加以接受?只有我们的感官还能触及到时间——这一裹挟强大必然之力的存在,也仿佛在偶然中耗散,如同徒劳的施舍:

只剩下了钟表的声音……

那是基督在分配面包。

一瓣,两瓣……

无止无息。

在上述诗句所引自的《我们都在等着星辰的坠落》中,江汀像曼德尔施塔姆那样用形象构建了一个映射全景的剧场。这也是江汀从自我的体验出发,而做出的最充分的一个时代模型。江汀似乎自知,他所一贯表达的,已不再需要更多的变奏。于是当他仍然漫步在街上,环顾那些自我的同类,他在《悲伤》中呼吁:“我想追随任意一个邻人,回到他的家中,……”这便是《来自邻人的光》书名所做的预告。

作为熟悉他诗歌的人,我却无法想像在这两本诗集的基准上,他将再次走向何处。我期盼江汀的重新出发,即使现实的粗野弄坏了他的诗行。然而并非所有诗人都要做综合而全面的诗人,在我们的时代,这样的诗人将不会缺少。只要在诗的花蕊,蘸取到那最凝练的部分,他就能在诗人炼狱的最上层占有一席。江汀已经在那个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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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胡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