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31983年大陆老磁带著名影星梁波罗歌曲大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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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梁波罗老师要出版他的自传,这是“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会长唐国强先生主领策划的一套“演员丛书”的其中一本。这件好事,本来轮不到我“插一嘴”。按理我只有做“梁粉”的份,然后存一份奢望:翘首盼望梁波罗老师像以前那样赠一册大作予我,让我在了解其艺术人生的同时,再次惊叹于它的文学功底。
梁波罗《艺海波澜》封面
怎么会获知其文学功底的呢?我在上海文联主编一份名曰《上海采风》的会刊,其办刊宗旨为“海上批评 艺术风范”,前四个字表述的是“文艺批评”功能,后四个字表述的是“名家风采”特色。由于上海是中国文艺的半壁江山,尤其是老一辈艺术家卓然扎堆,所以在展现“名家风采”的采编过程中,我有机会频繁接触文艺大家。其中,自然就有梁波罗老师。而让我“意外惊喜”的是,当我想把稿源扩大到“名家亲写”时,居然发现这个“理想”似乎很不可行——你让他们滔滔不绝地说,容易;你让他们写成文字,很难。而在仅有几位“能写”的艺术大家中,梁波罗老师的文字鹤立鸡群、出类拔萃,乍看之下,让我一激灵:描摹抒情,精准到位,没有赘冗的毛病,没有语法的硬伤,太有水准了!喜出望外之余立刻刊登其大作,见刊后果不其然:引来赞叹一片。我亦与有荣焉。
既然如此,梁老师亲著的自传,与你刘某人何干?
这得说到“梁兄错爱”了——由于梁老师与我的短信往来都以“梁兄”落款,且同事好友也惯于用这“约定俗成”的代称称呼他,我在这儿就大胆“移植”了,也显得方便和亲切。“梁兄”怎么会“错爱”我的呢?原来这套“演员丛书”欲猛力推进,而在锁定的首批著名电影艺术家中,“梁兄”不但“上榜”,且是“上海榜首”,于是他被催逼着赶紧杀青自传。
按理,梁兄早有数万字的现成文字,只需稍作整理,略作补遗,便可交卷。可他对自己要求甚高,加之对方催逼得紧,便出此下策——让我帮助其做些辅助工作,拾遗补缺,梳理完善,使得自传的体例看上去更显完满。承蒙梁兄不弃,在下自当遵命。梁兄虽特显年轻,精神矍铄,但也年事渐高,不便冲杀。如要短期内迅速搞定自传,可能对其健康有碍。好在本人打字熟练,数十年的写作和编辑生涯尚能胜任其职,尤其电脑操作有修改打印之便利,故“临阵磨枪”,开始了“合作”——梁兄以“作”为主,我以“合”为主。于是有一段时间,梁兄开始了每周一次的垂顾频率,从上午劳作到中午;文联食堂里,这位大明星的身姿时常让人惊鸿一瞥。对路的人干对路的活,我们精诚合作,提前交卷。阿弥陀佛。
我和此书的点滴关系,大抵就是这些。
既然遵嘱写跋,我也不想放过写写“梁兄印象”的机会。本书的“出笼记”不足以概括对梁兄的整体印象,我的“触感”要丰富得多。
言简意赅地描摹梁兄,我觉得他是一个“上海老克勒型”的艺术家。“克勒”是外来语,是“Color”,颜色的意思;或为“Class”,作等级、阶级解释。所以就有了老克勒一词的由来。旧上海的老克勒,是最先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一群人,也是最先吸收和结合西方文化的,那时的他们土洋结合,形成了一定时期的海派文化。老克勒的生活悠闲雅致,举手投足间流露出贵族气息。梁兄的举止做派,温文尔雅,一切均是自然流露,毫无造作之感。这和他的良好出身以及所受教育有关,也跟他的人文修养有关。当初考大学,华东师大中文系和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通知双双到达,他在反复斟酌之下才放弃全国重点大学中文系的选择。要知道,华东师大中文系,那是全国闻名的作家摇篮,除了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钱谷融等名师外,还先后涌现出沙叶新、戴厚英、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格非、朱大可等一大批知名作家,群星灿烂。如果梁兄当年弃上戏而择华师大,想必跻身这“作家群星榜”中。不过,我们在大银幕上,就会看不到这位“小老大”的风采。这个细节足以证明,梁兄能一举考上名牌大学中文系,盖因其拥有文学才华,所以日后无论在表演系求学还是在演艺事业中拼搏,其文学才能一直助益于他,让他的身上充满书卷气。
“克勒”既是一种生活范式,也是一种精神气质。它之所以会变成形容上海的一个符号,或许因为由它指代中西精英文化碰撞出的都会文化,十分妥帖与传神。“老克勒”们虽已渐渐逝去与老去,但“克勒精神”可以被重新认知,可以用它延续上海这座城市的文脉和精华。事实上,像梁兄这样受“克勒文化”浸染过的“准克勒”,在遍地粗俗的芸芸众生反衬下,颇能让我们领略到昔日“老克勒”的风采。我曾经不无遗憾地想,那个叫做《花样爷爷》的著名真人秀节目,要是“代表上海”的那位老演员换成梁兄,就比较“名副其实”了。在香港和台湾演员的身上,无不闪烁着上海老克勒的神采,他们的举止言行,依稀而又清晰地折射出上海老克勒的精神特质。梁兄倘若加盟,必然相得益彰,因为“现代文明”与“克勒风采”是一脉相承的,十分和谐。
梁兄的儒雅是由内而外的质素。最让我动容的是:他在回忆人生时,绕不过某段荒唐的历史大背景,其间也不得不提到道德不堪者对他的落井下石和雪上加霜。说起这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细节,他由不得泪湿眼眶。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愿直点其名,更把这些细节排除在自传之外。这份宽恕和宽宥,与其说是出于现实考量,不如说是君子之风的人品使然。坐在我明亮的办公室中,梁兄款款道来、娓娓道来、悠悠道来,让我如沐春风。很多时候,只需如实记录,便是一篇好文。他的“口语”,已然是“准书面语”,蕴含着达意的成语、形容词,乃至某些 “潮语”。梁兄的身心年轻、与时俱进等特点,恰是“老克勒”的有力佐证。
梁兄的善解人意、乐于助人,也给我留下美好印象。
作者与“梁兄”梁波罗
话说有一年,我刊记者去采访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她老人家谈兴很浓,让女记者四入家门,竹筒倒豆子般将人生经历和盘托出。记者据此写出长文,出奇生动。审稿时,我拍案叫绝,心想本期刊物必然洛阳纸贵。但为了避免“为尊者讳”,还是决定请老人家对样稿过目把关。孰料,记者那天从秦怡家回来耷拉着脑袋,说起秦怡对稿子的“大动干戈”,几乎是痛心疾首。原来,凡是“生动的细节”,一概被她老人家“斧削”干净,只留下干巴巴的“主流表达”。记者说,秦怡大概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一边大删,一边自嘲,以此表达某种歉意。唉,这“四入秦门”写成的一万余字长篇好稿,如今只剩下四五千字尽人皆知的若干事迹,太令人丧气了!于是乎,我对记者说,原本留着的版面作调整吧,本期暂时不发了,你也努力努力看,有否可能“恢复”一部分“精彩细节”。毕竟在我们看来,那些故事和细节生动有趣,塑造出立体和完美的秦怡,对她有益无害,没有必要如此“小心翼翼”。记者闻我言,脸上漾出为难表情。
数天后,正逢文联某次活动,共进晚餐时,我与梁兄坐在一起。听我说起这些,梁兄主动“请命”,说他与秦怡老大姐共事多年接触频繁,他会见机行事,说服老大姐不必过虑,也让采访的记者有点成就感;何况文联会刊“思想”和“权威”并重,卓有声望,您老人家好不容易抽出时间来应允记者全方位专访,如果“积极配合”的结果,却没有达到“全面展示风采”的效果,岂不可惜!一般而言,短时期内,不会再做同样的采访报道,与其留下遗憾,不如开放一些……
我以为梁兄的“好心”只是“顺便挂心”,哪想到,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心人,雷厉风行。不几日,我刊记者就接到秦怡电话,让去一趟她家,然后开始大段大段的“恢复”……虽然离我们的期望尚有距离,不过已经是大大“开恩”了。果然,文章发出后,好评如潮,即便“打了折”的专访,还是颇能展现秦怡风采。
每每想到此事,我就情不自禁感激梁兄的暗中相助。他的善解人意和雪中送炭,非常温馨,而事后又决不夸耀。
至于说到梁兄的“小老大”银幕形象,说到他在当年电视银屏上高歌一曲《卖汤圆》的绕梁余音,像我这个年纪的上海人,可谓是“共同的文化记忆”。为什么如今他只要出现在公众场合,依然大受欢迎?尤其是中老年观众,眼神中的崇拜,一如今日青少年对日韩明星的发烧。无他,只因那些源于历史的深刻记忆,已然构成一种文化情怀,和他们的人生牵连缠绕。怪不得当梁兄重病“转危为安”时,观众来信曰,你的健康不是你个人的事——深爱他的观众,已然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与他情感与共;梁兄的“小老大”形象,不管岁月如何磨蚀,永远定格于风华岁月!
有时候,站在梁兄的身边,感受着人们眼光炽热的炙烤,我的“正能量”似乎也有所激发,我感受到一个人格风貌和言行举止俱佳的艺术家的人格魅力。我想,“与有荣焉”是不够的,我要向梁兄学习——面对事业,面对家庭,面对友情,面对背叛,面对诱惑,面对种种,以儒雅的身姿、谦逊的态度、宽恕的情怀、昂扬的精神,将人生之舟驾驭好。我要把这次难得的“合作”,作为一次有意义的纪念,也作为一次人生的激励。
致敬梁兄!
是为《艺海波澜》之跋。(刘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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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签名 《梁波罗.艺海拾贝 》中国电影演员出版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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