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假国家规定外企

国的经验来看，从单休日到双休日，法定假日一下子增加了52个，也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发展。而从1999年到现在，15年的时间，虽然中国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法定假日只增加了1个，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青评论：这么说，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1-2个法定假日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您也说过，每个社会发展阶段都有“假期极限”，那么，现阶段的极限在哪里？增加多少个假日比较合适？
刘思敏：现有手段下，“假期极限”确实难以算出，也需要经验判断。照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之前的经验，假期数量一定有扩张的空间，增加1-2个一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甚至增加2-7个都是安全的。
青评论：也就是说，您认为在现阶段，最多可以增加7个法定假日？
刘思敏：增加7天算是比较保守的做法，如果增加10-15天，可能也不是问题。不过我认为，增加2-7个法定假日，是综合考量各个维度之后较为稳妥的方案。
在中国，尽管带薪休假在1995年就已写进了《劳动法》，但由于带薪休假具有分散性特点、监管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等原因，这项规定在全国的落实率不到30%。去年公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预测带薪休假制度要到2020年才能“基本落实”——短期内，人们是不能指望以带薪休假的形式增长闲暇假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增加法定假日可以先行，而2-7天的范围，和目前法律规定的带薪休假的底线较为接近。增加2-7天法定假日正好可以部分弥补目前带薪休假不能实行的情况，相当于强制执行了带薪休假的底线，也不太可能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青评论：如果顺沿这种思路，法定假日增加会不会成为一些雇主拒不实行带薪休假的借口？
刘思敏：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极少雇主身上。是否实行带薪休假，不仅和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有关，和雇主的守法程度和休闲意识也有密切的关系。有时候，企业发展到一定层次，如果没有带薪休假，它甚至可能吸引不到或留不住优秀的人才，雇主一般会主动与国际惯例接轨。现有的社会背景情况，原本守法的雇主不会因为法定假日增加而取消带薪休假；而原本不依法给予劳动者带薪休假权利的雇主，难以剥夺劳动者增加的法定假日——因为法定假日实施起来，监管成本要低很多，即使不监管，因为全社会的停顿，不守法的雇主也会得不偿失。
更何况，法定假日改革和带薪休假的全面推行是并行不悖的，增加法定假日，并不是为了代替带薪休假，也不可能因为法定假日增加，就不再推行带薪休假了。
“长假”是最为迫切的需求
青评论：如果法定假日总数增加2-7天，该如何安排才比较合理？
刘思敏：分别有几套方案可供选择：A方案：增加2天，可以直接恢复五一黄金周；B方案：增加4天，在A方案的基础上把春节延长两天；C方案：增加5天，在恢复五一黄金周的同时，在8月上旬增加一个“避暑黄金周”；D方案，增加7天，则可以同时满足上述3项延长假日的措施。总之，A方案反映最迫切的民生要求，D方案则能最大化满足现实需求。
青评论：这么看来，您认为应当尽可能安排长假，而非零散的休息日或者“小长假”？
刘思敏：对。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两种人日益增多。一种是包括农民工、漂在北上广的高素质人群在内的异地就业群体，他们外出就业是为了谋生，某种程度上是被迫的，因此他们有强烈的探亲的需求。
另外一种人是中产阶层，他们随着收入增加、眼界开阔，产生了旅游的需求。这两种人的需求，必须是长假才能满足的。而且我认为，这两大需求是刚性需求，且刚性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