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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公诉方（检察机关）对于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并且要达到最高的证明标准，能够排除一切合理的怀疑，得出唯一的结论。对于那些与犯罪事实重合的量刑事实，公诉方承担不可转移的证明责任，而且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最高标准。这就意味着，对于那些包含在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之中的量刑事实,公诉方在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同时，一并承担证明责任，并需要达到最高的证明标准。而在量刑程序中，除非控辩双方对这些量刑事实提出合理的疑问，否则，公诉方对这些量刑事实就不必再次承担证明责任。

对于那些独立于犯罪事实的从重量刑情节，如被告人系主犯、累犯、认罪态度不好、拒绝赔偿、前科劣迹、犯罪后逃逸、社会影响恶劣等,公诉方只要提出了量刑建议，并将这些情节作为支持量刑建议的事实基础，就应当承担证明责任。与对犯罪事实的证明一样，公诉方对从重量刑情节的证明，也需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最高程度。

而对于那些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如自首、立功、如实供述、认罪悔罪、积极退赃退赔、取得被害方的谅解等，向法庭提出并要求对被告人作出从轻、减轻处罚的，也应向法庭承担证明责任。在此情况下,公诉方与被告方的诉讼立场就达成了难得的一致，共同承担证明此类量刑情节成立的责任。当然，对于那些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被告方通常会承担主要的证明责任。尤其是那些为公诉方所经常忽略的酌定量刑情节,如被害人存在明显过错、被害人对激化矛盾负有责任、被告人平常表现良好、犯罪后积极救助被害人、被告人有老人需要赡养、有孩子需要扶养等,被告方一经向法庭提出，并用来支持本方的量刑意见，就应承担证明责任。

    不仅如此,在那些有被害人的案件中，被害方只要提出本方的量刑意见，并附具新的量刑情节的,也应承担证明该类量刑情节的责任。例如，被害方通常会提出被告人拒绝悔罪和赔礼道歉，犯罪行为给其造成严重的生理和心理创伤，被告人拒绝提供民事赔偿,被告人主观恶性较强,被告人存在报复或者重新加害被告人的可能性，等等。对于这些通常为被害方所独知的量刑情节，被害方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然，与公诉方提出的从重量刑情节一样，被害方提供的此类酌定量刑情节,通常也是对被告人不利的，有可能被用作从重处罚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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