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斌和姐姐赴北京看病遭跟踪威胁 念斌去北京看病被谁跟踪威胁 谁一直在跟踪威胁念斌姐弟

         “大，自由。”这是念斌对北京的第一印象。他本来以为自己已经迎来新生，然而因为再度被平潭公安确立为犯罪嫌疑人，他的额头再次被打上“红字”。

            2014年12月下旬，北京街头的七级阵风吹得行人快要喘不过气来。这是距离国贸仅两站地的一间街边“黄焖鸡”小饭馆。拥挤逼仄的店里，摆了七八张快餐桌椅。在15分钟内，各自吃完一份焖鸡饭和排骨饭的念斌和念建兰，戴上过去三十几年来都没有戴过的围巾和手套，逆着占座的人群挤出来。突然，念斌停住脚猛回头，十几米外，一个站在“黄焖鸡”饭馆路口穿黑外套的中年男人似乎引起了他的警觉。他用老家话告诉姐姐，“这个人和昨天晚上拿手机在麦当劳拍我们的好像是同一个人”。

          “他妈的一群畜生！”念建兰突然愤怒起来，前一天刚剪短的头发在大风里胡乱翻飞，“这些年他们花了多少政府财政跟踪我！不去破案，就要置我们于死地”。她拉着弟弟快步走进前面的地铁站。在地铁惨白的灯光照射下，相较于两个月多前刚从看守所出来时，念斌的脸色不再那么苍白，但体力依旧虚弱，刚上车五分钟，他已经把双肩包卸下放到脚边。念建兰的身形却明显更加发胖了，走路也没有了以前的急促。她和念斌要赶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自从两个月前她做了肿瘤手术后，每隔28天都要注射一针价值2000元的针剂。

           两姐弟都病了

           这是继去年9月初首次来北京后，念斌和姐姐第二次来到北京。去年8月22日念斌被福建高院宣布无罪释放。因为特别遗憾宣判那天，律师们都没有到场见证，念斌急于去北京面谢张燕生等律师。加之想在北京给弟弟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念建兰在念斌无罪释放后第十天，便带着第一次坐飞机的他，飞到了北京。

          “大，自由。”这是下了飞机后，北京给念斌的第一印象。“我已经在看守所里关了8年，其实外面哪个地方，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福州和平潭是伤心地。虽然没到过北京，但是想到张律师他们都在这里，就觉得心情很好，很自由。”

            在律师们的催促下，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两人便去了长安医院。体检结果显示，念斌共有患有肌肉萎缩、反流性食管炎、失眠、前列腺增大、胆管结石、胃溃疡、胆囊多发息肉、浅表性胃炎和抑郁共计9种病症。当天，念斌即住院治疗。一直担心念建兰身体状况的张燕生，执意让她也抓紧做一个全身体检。9月4日，检查结果出来，念建兰的子宫发现“边界不清的多个肿瘤”。“当时看医生的脸色，感觉是不好的东西。”念建兰一下子愣在那里，第一次感到“一个人的孤独和无助，不是害怕死，而是那种‘怎么又来了，生活怎么没完没了’的感觉”。在她等待手术的半个月里，正在住院的念斌也备受煎熬，“我很怕姐姐出事，这样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9月28日，念斌出院。次日中午11点多，念建兰被推进手术室，等到下午3点多的时候，他上一趟卫生间回来，医生出来告诉他肿瘤已经切除了，化验后是良性，“我的心才放下去了。”

            念建兰感恩张燕生的坚持再一次救了自己。她把身体里割下的肿瘤视作过去8年生活的终结，她默默地把它视作为前半生的句号。北京像是她和弟弟生命里的“过渡地带”，她和他在这里休养生息，姐弟俩似乎注定了要再一起重生。念斌的重生看上去更加艰难滞重。他没有告诉家人，从看守所走出至今，他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无罪释放后一周，他曾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自己晚上睡觉时，依旧保持着过去戴着镣铐的姿势。两个月过去，依旧如此。他害怕去人多的地方，“进了地铁，我只想早点到一个目的地，然后出来躲进一个小房间里。”在街上走的时候，他“老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每天凌晨三点左右，他都会醒过来，再也睡不着。“脑海里都是过去在看守所的场景，好像镣铐还压在身上，冬天怎么也捂不暖，起来上趟厕所，再回被窝又变得冰凉。”

           念建兰觉察到弟弟的异样，11月初，她的伤口愈合，能够捧着腹部勉强走动后，她又带着弟弟去北京安定医院和北京六院看精神科医生。两间医院的医生均诊断念斌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抑郁症状。“去六院的时候，我在外面等了两三个小时，别人进去一下子就出来了”。念斌记得，进去后，医生让他做完电脑上提示的88道题。“我跟医生说我做好了。医生说还有，继续，我又做了很多套题目。”

           在安定医院的就诊病历上，医生这样写下念斌的自述：“变得多疑。打电话，家人没接，头脑会出现幻想，我家里会不会出事情？我孩子会不会出事情？我老婆会不会出事情？会往坏的方面想。晚上睡觉的时候，常常会做噩梦，想起过去。有时候醒来的时候，心情会非常暴躁。看到铁链会害怕，我毛孔竖起来，很难受，不敢看电视里的监狱，心里会很恐惧。看了之后，毛孔会放大，突然间觉得冷。看守所的监控摄像头在上面，出去之后，不想跟陌生人交流，感觉有一只无形的眼睛在看着我。”医生问他为什么对铁链有这么大的恐惧？念斌解释“执行死刑的时候，门锁铁链就会响起来，8点之后不会再执行死刑。所以凌晨到8点这段时间，我听到外面铁链的声音，心里就会很恐惧。”病历最后，医生“建议尽快寻求临床心理学专家或精神科专家的帮助，做进一步检查，必要时接受住院治疗”。因为之前姐弟两人看病和动手术已经花费近十万元，心理医生关于住院的建议因经济拮据成为不可能。

           两天后，姐弟俩来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门诊的专家医生在听了念斌的自述后，忍不住叹道：“你这些病状，我只在教科书上面看到。人家都是一次创伤，你是伤口还没有愈合又来一次打击，一次一次，四次死刑，还有父母的离世。”北京六院的诊断与安定医院一样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抑郁症状。“医生说，国外一般来说从战场归来的士兵会得这种病。”

           回家后，念建兰悄悄用手机查了“PTSD”，最近她已经能够背出这种心理疾病的大致定义。她有些后悔没有尽早把念斌带出来看病，“耽误了时间，专家说会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北京的最后几天，曾经在香港认识的一位律师朋友来北京讲课，课后来看望姐弟俩。“他听了念斌肌肉萎缩和心理方面的症状后，很热心地说回香港会帮我们找专家。”几天后，他给念建兰的邮箱发来邮件，“信里说已经找到这方面权威的机构和专家，他们愿意为念斌无偿提供多疗程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