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挖煤不成，改挖共产党

陈立夫1926年自嘲：挖煤不成，改挖共产党
在学潮动荡中成为《时代》封面人物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长期主持国民党党务、CC系特务首脑陈立夫，继蒋介石、宋美龄、阎锡山、陈诚、宋子文等国民党要人之后，成了《时代》的另一个封面人物。

　　此时，国民党政权已陷入重重困境和混乱中。研究中华民国史的西方学者，颇为看重《观察》主编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原载《观察》，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一文中对时局所作的描述。《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在引用他的文字之前，称“《观察》的创始人和主编储安平教授，在一九四七年三月总结了一种广泛持有的观点”。这一“广泛持有的观点”，被储安平写得颇具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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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有对南京政府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结束以来对公教人员刻薄待遇，使他们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沉溺于贪污作弊，他们进行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士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转引自《剑桥中华民国史》 ［下］，第842页）

　　储安平在三月所说的“物价暴涨”和“市民怨声载道”，由五月七日在上海爆发的市民大规模抢米风潮得到印证。这一风潮，在南京很快演变成了学潮。因此，陈立夫在《时代》封面的出场，不是以其个人故事为前奏，而正是南京刚刚发生的学生冲击政府大楼的场面：

　　上个星期，七百名大学生冲进南京政府的办公大楼。他们要求每月为学生提供的伙食费（四万八千法币，约合黑市上的两个美元）增加一倍，以应对不断上涨的物价。官员回答说“不可能”，这时，他们愤怒地高喊：“钱都到哪里去了？你们吃饭花多少钱？”他们涌到一个政府餐厅，吃掉为政府部长和职员准备的午餐，还不住叫着要求添饭。

　　为这一事件而痛苦的，除了没吃上午饭的官员们，还有其他一些中国人。学生此举显然与奉为圭臬的儒家观念——克己，尊上，尊老——相背离。不过，这正是目前的中国，一个内战烽火四起和通货膨胀无法遏止的中国。（上个星期，天津的日常生活费用比内战爆发前几乎上涨了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倍。）这是一个混乱无序的中国，竟使拥有同情心的美国人也说“让混乱见鬼去吧，我们别掺乎进去”。（译自《时代》，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选择大学生冲击政府大楼的事件作为陈立夫亮相的开场白，《时代》可谓用心良苦。作为新闻杂志，不能不报道最新动态——读者从中可见国民党在中国走向崩溃之际的混乱局势。可是，它的落脚处却不是现实，而是人们意想不到的一个话题——儒家文化。“克己，尊上，尊老”，报道中所提到的这样一些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概念，反倒成了烘托政治色彩极其浓厚的一个现实人物赫然出场的背景。

　　封面设计突出了这一思路。封面选用一幅精心绘制的陈立夫彩色肖像。画像中的他，清瘦，斯文，颇显学者气度。陈立夫生于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此时年近四十七岁，花白头发，衬出一脸沧桑。耐人寻味的是画像周围的设计。陈立夫左侧，高大的孔子耸立于云端，封面左下角，一片水田中有四位农民正在耕种，前面三人拉犁，后面一人扶犁，相互映衬，农耕文化的气氛漫溢而出。画像下题有一句话：“生之原理在于施仁义。”这句话出自陈立夫写于一九四四年的哲学著作《生之原理》。

　　陈立夫在公开场合不常露面，在《时代》多年来关于中国的报道中，他也很少出现。一九四三年，他有一次比较重要的亮相，而且是随一个群体出现。当年，宋美龄访问美国，风靡一时，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在相关报道中，有一篇题为《蒋身边的人》，集中以照片和文字介绍蒋介石最信任的班底人马，计十一人，其中包括陈立夫。时隔四年，陈立夫在十一人中，继陈诚之后成了第二位《时代》封面人物。将时隔四年的两期《时代》对照阅读，即可发现，陈立夫的封面画像，系依据《蒋身边的人》配发的一幅照片所绘。
孝与忠：陈立夫感恩蒋介石

　　在《蒋身边的人》报道中，陈立夫虽然只是十一人中的一位，但人们都非常清楚他与蒋介石之间更为密切的特殊关系——陈的叔叔陈其美向蒋“托孤”，请他照顾好自己的两个侄子陈果夫与陈立夫。因此，当把陈立夫确定为封面人物时，《时代》以“孝的契合”为小标题，明确地将陈立夫与蒋介石的关系，界定为近乎父与子的“孝”、君与臣的“忠”，两者均与儒家学说和传统伦理道德吻合。《时代》颇为详尽地叙述了两人之间的故事：

　　陈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渗透着“孝”与“忠”。陈对蒋委员长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也提出建议，但只是像一个孝子向父亲提建议。

　　在蒋邀请许多客人来家里做客的正式场合，陈几乎从不露面。但如果没有旁人——蒋夫人除外——委员长却会与之恳谈良久。在重庆时期，两人会一同到长江南岸山坡上的委员长别墅去。哨兵看到，两个人默默地坐在委员长的渡船上，蒋穿普通外套，陈穿中式长袍，彼此交谈虽不多，却能理解对方的想法。

　　四十七岁的陈与六十岁的蒋都是浙江人，陈有八个兄弟，如今只剩下陈与陈果夫。陈果夫比陈立夫大八岁，外表平和，患肺结核，任实力雄厚的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陈立夫童年时家境窘迫，但叔叔陈其美是位勇敢的革命军将领，曾是蒋介石年轻时的监护人。陈其美临终前叮嘱蒋介石：“临死之前，我有一个愿望。我没有儿子，但我哥哥的儿子就像我的儿子一样，请照顾他们的成长，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

　　于是，在这样一种至关重要的孝道关系中，陈立夫得到蒋的关照。陈进入天津北洋大学（一九一九——一九二三年），努力学习物理、数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与当时许多中国大学生一样，他还向往俄国革命，学习马列著作。然而，欲成为一名工程师，他主要还是对美国感兴趣，于是，在到美国匹兹堡矿业学校学习一年后，他的理科硕士论文《机械和电力设备在中国煤矿开采中的应用》获得通过……（出处同上）

　　如此这般，特殊的个人关系，形成了陈立夫与蒋介石的历史渊源。

　　败在周恩来手下：跟踪与逃跑

　　历史走到一九四七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关注中国现状的人，必然会提到陈立夫这个人的名字，而且常常是将其视为国民党内部反共态度最强硬、势力也极大的一个人。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陈立夫对马歇尔来华履行军事调解使命，一直持反对态度。美国出版的一本《马歇尔传》写道：

　　马歇尔越来越感觉到，他在中国的一切努力的主要反对者是一位他经常听到却几乎从未见过的人——陈立夫。此人和他的哥哥是极右派“CC系”的头目，在国民党内势力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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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立夫并不掩饰他的态度。当外交部长王世杰赞扬马歇尔受命出使中国时，陈立夫恳求委员长不要让这位将军来。他以后解释道，他的论点是——既然马歇尔领导战争打败轴心国而取得巨大胜利，他就不会容许其新使命失败。而这对中国是一个凶兆：当其使双方达成协议的努力失败后，就会转过脸来反对国民政府。这一次王世杰的影响占了上风，蒋介石同意了（马歇尔的）使命。

　　陈立夫顽固地坚持他的目标，确保蒋不要过分表示合作。若干年以后他在台北承认他可能错了，他或许可以同马歇尔制定出一个比较满意的方案来。（引自《马歇尔传》，第91、92、93页）

　　在下面的文字中，《时代》描述了作为国民党特务首脑的陈立夫，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多年的较量，并引用了他们的一次对话：

　　在匹兹堡所写的关于煤矿论文的前言中，陈更像一名哲学家而非工程师：“任何工业发展，其首要目的是有益于人类。”

　　一九二六年回到中国，陈怀着有益于人类的信念，欲将斯克兰顿煤矿的技术，运用于山东煤矿的开掘。命运——以及孝——为他提供了更令人兴奋的工作。他又见到了蒋介石，蒋此时已担任国民党军队的将军，率军北伐，于是，蒋让陈担任自己的政治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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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陈立夫和哥哥奉命组建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如孝道所要求的，他们建立一支忠诚于蒋的国民党秘密组织，潜伏到共产党组织之中。陈立夫秘密穿行于中国南方和中部地区，与秘密党组织领导人和县长见面，考察其是否忠诚，并清除不忠诚者。

　　陈做着怪样子笑着说：“我本想当一名矿工，在地下挖煤。结果，我挖地下共产党了。”

　　陈与他的哥哥将国民党从共产党的控制下解救出来，他们牢牢掌握着党的机器，在国民党内部反对蒋，乃至反对陈的CC系，都是危险举动。中国有句顺口溜：“蒋家天下陈家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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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希望西方能用中国自己的眼睛来看待中国的问题。当马歇尔将军与许多美国人一样，去年建议与共产党联合时，陈之类的人大为震惊（尽管陈并非正确），对马歇尔和别的美国人而言，共产主义似乎还是遥远的威胁。陈及其朋友，却密切监视红色分子达二十年之久。残酷、公开、公认的战争一直进行着。国民党交通部部长俞大维完全承认这是一场战争，因此他这样说：“我不喜欢这场战争，但我也不谴责共产党破坏铁路。”

　　陈立夫与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有过这样一次冷冰冰的对话——

　　周：你追杀共产党的那几年里，我在地下，有一次就在你的人赶来之前五分钟，我逃脱了。我真佩服你们跟踪的本事。

　　陈：我也佩服你逃跑的本事。

　　于是，人们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他们相互追杀时，除非将对方置于死地，他们是不会罢休的。谈论与共产党联合的美国人，在这些中国人听来，有些像巴顿将军，把德国人的纳粹与反纳粹之间的斗争，说成是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斗争。

　　（译自《时代》，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不过，这些政治色彩极其浓厚的传奇，只是《时代》报道封面人物陈立夫的历史背景。他们的重点显然并不限于此，而是在他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