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一生最后悔的一件事

贺子珍一生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

贺子珍原名桂圆，是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1937年，贺子珍同毛泽东怄气，伤病体弱的她到西安养病，又辗转随共产国际的代表从新疆去了苏联，没有理会毛泽东的召唤和中央的指示……她的一生中，有什么事是她最后悔的？

贺子珍一生最后悔的一件事

1949年，贺子珍来到上海，开始在虹口区工作，担任过虹口区委组织部长，当时住在溧阳路一幢公房里。后来一度搬到淮海中路(现空军招待所)他哥哥贺敏学家住。但贺敏学很快就调到福建工作，市委在泰安路给贺子珍找了一幢房子住了一段时间，又搬进湖南路262号，这里是市委招待处所属的一幢花园洋房，她在这里住的时间最长。

贺子珍初来上海时，毛泽东曾对陈毅表示，用他的稿费养活贺子珍。但陈毅回答：“一个贺子珍，我们上海养得起。”

从此贺子珍的一切费用均由上海负担。开始在虹口区时她有工资，后来生病住院，便由上海市委招待处负担，按行政12级的待遇，每月给她二百元生活费。甚至连她一年四季穿的衣服及日常用具都是招待处操办的。

贺子珍是1954年生病开始住进华东医院，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又搬回湖南路住所作进一步治疗。市委组织了由精神病院院长栗宗华、医生严和俊为首的医疗组，专门负责她的病情，还配备了吴丽娟、徐秀芳等几个专门护士。医生经常到湖南路给她治病。据吴丽娟回忆说：“她发起病来很厉害，抓别人的头发也抓自己的头发，而且猛抽烟。”

一个在烽火硝烟中闯过来的巾帼豪杰，没有倒在敌人的子弹下，却垮在自身的精神防线上。她有许多问题想不通。在苏联她遭受非人的待遇，回到祖国后又因江青的阻挠不能进京。她虽然和毛泽东分手了，但她不怨毛泽东，而只悔恨自己。因为1937年冬她因一些生活上的小事和毛泽东闹崩之后，她毅然一个人从延安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这时毛泽东虽给她发过六封电报劝她回延安，她执意不肯，而去了苏联。她为了这件事而悔恨终生。贺子珍痛恨江青，她清楚地知道是江青的阻挠使她不能去首都北京。贺子珍在上海期间，毛泽东还经常关心她的病情和生活。有一次卫生部长傅连嶂专程来上海，带来了毛泽东的亲笔问候信，并组织对贺子珍的医疗，劝说她相信栗宗华教授能治好她的病。以后毛泽东又经常派人给她送些吃的用的东西。她的女儿李敏也常来上海探望她，每逢春节还陪她一起过年。

在十年浩劫中，原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都被打倒了，但市委招待处和华东医院的医护人员仍一如既往地照顾着贺子珍。当时“四人帮”也觉得一个与世无争的贺子珍对他们威胁不大，继续迫害她也无多大意义，所以那一阵贺子珍还算清闲。每年由医生严和俊、护士吴丽娟陪同，夏天去青岛，冬天去广州，春秋天去苏州、杭州。1969年夏天在青岛八大关一幢海滨别墅闲住时，突然林彪的干将黄永胜去了，医生为了避免引起麻烦只好骗她说来了外宾，让她赶快转移到其它地方。

1972年，陈毅去世的消息传到贺子珍的耳里，顿时她的病又一次发作起来。这一年李敏来上海，告诉她北京有个“四人帮”，她又突然发起病来，而且发得很厉害。不吃饭、不睡觉、猛抽烟。她一直在担心毛泽东会受“四人帮”的害。

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对贺子珍的精神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她呆呆地坐在电视机旁，听着满城的哀乐，看着天安门前群众悼念毛主席的每一个镜头，她悲痛欲绝，流着眼泪叨念着：“毛主席到底叫江青害死了。”巨大的悲哀、无限的思念，贺子珍无法控制住感情冲击，病魔再一次缠绕着她，她失去了驾驭自己的能力。

直到粉碎“四人帮”，人们把这一喜讯告诉她，贺子珍的精神方重新振作起来，每逢有人去看她，她就笑着对人说“四人帮”被打倒了，她高兴极了。

1976年冬天，贺子珍突患中风，左半身偏瘫，住进华东医院，从此她就再也没有出来。医院组织了由院长王赞舜、内科主任肖文炳、中医主任乔仰先组成的医疗组，专门负责她的治疗工作。她住在南楼有洗澡间的套房里，病室里还特意布置了沙发、地毯、电视机和收音机。医院里上自院长下至护士都很客气地称她为“姨妈”。

这段时期，我正担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和中央办公厅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委托我负责贺子珍的医疗和照顾她的生活。出于一种特殊的责任感，我每个星期都要到医院去一趟，了解一下她的病情，到病房里和贺子珍聊聊天。但是她那时说话已不太清楚。开始护士徐秀芳给我当翻译；时间久了，她说的话我已能听懂大半。每次去看望她，她都热情地抓住我的手有说有笑，客气地喊我“张秘书长”，而且这几个字说得特别清楚。

1979年6月，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决定，增补贺子珍同志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和当时的市委书记王一平一起到医院向她表示祝贺，贺子珍高兴极了。这说明党中央没有忘记贺子珍在革命斗争中曾经作过的贡献。虽然她已经病倒了，不能去参加会议，但也是给她的莫大荣誉和安慰。她坚持要下床接待我们，让护士给她换上崭新的浅灰色上衣，深黑色的裤子，一双新布鞋，坐在病床旁的藤沙发椅上。正在这时市委招待处副处长祝小婉送来一束鲜花，更增添了几分欢乐气氛。当大家向她表示祝贺时，她高兴地直说“谢谢！谢谢！”医院党委书记李存林拿来照相机，给我们大家合照了一张像。之后，贺子珍余兴未减，一定还要我陪她到后花园再照张像。适逢这天天气格外晴朗，贺子珍在花园玩了很久才肯回病房里去。

那双走过万里长征的腿，只能借助着轮椅平生第一次走进梦绕魂牵的京城。梦圆了，她又思念起上海。

1979年秋，贺子珍的身体状况相对稳定了一段时间，她感觉十分良好，便提出要到北京去住段时期，我当即报告市委，市委同意了她的要求。我给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通了电话。不几天中央组织部回电说：中央同意贺子珍同志和市委的意见，已经为贺子珍来北京作了安排。

中央派出的专机早已等候在虹桥机场，贺子珍的梦想即将实现。我一直把她送上专机。市委安排了招待处副处长祝小婉陪同，还有华东医院的医生、护士和护工全班人马同机前往北京。到京后中央安排贺子珍住在301陆军总医院高干病房。她终于平生第一次踏进了几十年来一直梦绕魂牵的首都北京。

刚到北京后没几天，便是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三周年。那天她在李敏和医务人员的陪同下坐着轮椅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向毛主席坐像献了花圈。临去时陪同人员告诫她见了毛主席遗容不要哭、要克制情绪。但是当她真的到了毛主席遗体旁时，还是忍不住地哭了，自从延安离开毛主席42年之后，以及1959年在庐山和毛主席见面20年之后，她有多少往事激荡在心头啊！她坐着轮椅围着毛主席遗体转了几周，久久不肯离去。

贺子珍在北京301医院期间，邓颖超、康克清、曾志等这些曾经在井冈山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前去医院看望了她。1979年10月，我去北京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趁此机会我去301医院看望了贺子珍。当我进屋时她正半躺在床上，一见到我，她便热情的一把揽住我的脖子，像小孩子讲悄悄话那样对着我的耳边说：“告诉你张秘书长，我去看望毛主席了，到了毛主席纪念堂，还看了天安门。”她笑得那样天真、那样的开朗。我也为她高兴。大概是到了北京心情舒畅的缘故，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她的身体好多了，而且说话也清楚多了。

贺子珍在北京住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她说非常想念上海，并向中央提出要回上海。中央组织部向她转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北京和上海，你可以任来任去，常来常往。”1981年5月，中央又派专机，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高登榜陪同回到上海，重新住进华东医院南楼。

1984年3月，贺子珍病情恶化，除中风偏瘫外，出现肝炎、糖尿病、肝功能衰竭等多种并发症，造成持续高温数月不退。市委报告了中央，中央办公厅派专机送来北京301医院、友谊医院几位专家，我请卫生部门组织了上海几位专家，一起在瑞金宾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抢救。她的哥哥贺敏学、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也都赶来上海。市委决定，不惜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抢救贺子珍同志的生命，需要什么药都可以进口，需要什么医生就调什么医生，全体医护人员尽到了最大的努力，终因贺子珍年老体衰，多种并发症一起爆发而抢救无效，于4月初开始病危，4月19日下午5时，贺子珍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5岁。4月25日市委在龙华殡仪馆举行了向贺子珍遗体告别仪式后，她的骨灰由亲属陪同送往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一个曾经陪伴革命领袖毛泽东生活了多年，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流血奋战而又受尽人间各种痛苦的杰出女性，走完了她坎坷的人生道路。

贺子珍又回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