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山陵“哭陵” 黄埔军官穷到卖妻

黄埔军官穷到卖妻，南京中山陵“哭陵”
1947年5月5日，在当时的国都南京，发生了一次震动中外的国民党中央训练团400多名编余高级军官集体到中山陵祭堂哭陵的事件，引起了中外各界的广泛关注。

　　这一件事的起因，来源自美国人魏德迈中将在抗战胜利后写给蒋介石的有关整编国军的一项建议，由于通过这次整编会大大加强国民党中央军的实力，削弱并瓦解非嫡系军队，因而迅速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与重视。1946年4月，由何应钦主持，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于在南京召开了军事复员会议。会后迅速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军整编工作，把原来的师改为整编旅，军改为整编师，三个整编师组成一个整编军。由于当时国军内部吃空额的情况相当严重，实际人数远远不足定额，因而在整编时蒋介石对非嫡系部队采取“要兵不要官”的办法，撤消非嫡系部队的番号后，士兵并入嫡系的中央军，大批军官则作为编余被闲置下来。

　　这些被编余的军官，除了打仗外，一无所长，离开军队后无以为生，那些因战争致伤残军官的遭遇就更艰难。当时在编余军官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此路走不通，去投毛泽东。此处无人要，延安去报到。”鉴于这些情况，蒋介石下令把各地编余军官除自愿遗散者外，都集中起来，在中央训练团内设置一个将官班和若干军官总队，少将以上的编进将官班，上校以下的入军官总队，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陆续安置到农林、交通、邮电等部门工作，其中不少被送入中央警官学校受训，以便将来转入警界。

　　当时，在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的编余军官有500多人，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为黄埔军校毕业，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有的曾跟随孙中山出生入死，参加过东征、惠州战役。然而，尽管这些人军衔级别虽高，但除了打仗之外又别无专长，安置工作特别困难，受训半年多也都没有分配出去。

　　在将官班里，有个叫奚泽的中将，原是一位华侨，同盟会成员。他早年曾变卖家产，折合白银几十万两，支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深受孙中山先生的赞赏。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他曾在大总统府工作。以后，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后来官至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如今，他却成了编余将领，竟也一贫如洗，饥寒交迫。妻子忍受不了如此生活磨难，于1947年4月的一天到燕子矶投江自尽。

　　编余军官张清泉在警校受训结业后，好几个月没有安置工作，生活无来源。他那年轻的妻子，含泪劝丈夫把她卖掉，用卖身的钱来维持生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张清泉只得将妻子卖给了一个小商贩。

　　黄埔军校一期学生陈天民，原为国军190师少将副师长，抗战期间在长沙会战中立过战功。整编后携妻带子来到南京。由于长期生病，医药费开支很大，生活极其困难，加之遭退役打击，于1947年2月中旬抱恨逝世。遗下孤儿寡母，景况十分凄凉。死后，遗属无以为殓，全体同学集资才为其料理乐后事。

　　在安葬陈天民时，前来到场参加公祭的都是死者的生前好友，无一不感到悲痛万分。于是，有人当场提议说，彼此即将分手各奔前程，我们都是孙中山的信徒，临别一起前往中山先生灵前举行告别，以表对三民主义矢志忠诚。此议正合全体将官心愿，大家一致认为谒陵告别一诉苦衷，也的确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行动。

　　1947年5月5日上午9时许，除少数有事不能到场者外，陆续前往中山陵参加谒陵的有400余人。为了表示隆重，他们全部身着一色黄将校呢制服，个个为将级衔章，胸前佩挂着勋章，金碧辉煌。这些将级军官于10时齐集灵堂前大平台，年轻的只有30余岁，年长也不过50左右，站成方阵队形，黄埔一期学生站第一排，其余按期别、年岁依次排列，全体肃立，由黄埔一期学生、34集团军副总司令丁德隆主祭。

　　献花后读祭文，静默3分钟，然后进入灵堂，瞻仰孙中山大理石坐像以及灵柩上面的卧像，再重新回到灵堂前平台，由主祭人丁德隆发言，继之是几位将领发言。这些将官对现状表示不满，尤其恨蒋介石当局的措施失当，“同是中山信徒，为什么有的高官厚禄，有的人却衣食不周?！”“尤可恨者，对曾经北伐、抗日流血流汗的未死者，采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手段，过于残酷……，”在发言中，大家含着一腔热泪，相对唏嘘。

　　陈天民的遗孀领着3个孩子向伯伯、叔叔们叩头，谢谢大家为死者帮忙。陈妻想到孤儿寡女，前途茫茫，不由得放声大哭。大家一面劝慰，多数也失声痛哭。庄严肃穆的谒陵，竟演变成为一场震惊中外的“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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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中山陵“哭陵”发生后，中外媒体包括各小报也大做文章。据说，蒋介石知道后，大发雷霆，骂这些谒陵军官是“目无法纪”，非严惩不可；继而又改变主意，把陈诚总长叫去大声训斥，责成陈诚即速处理，以平舆论。此后不到两个月，中训团将官班便被撤消，将官们或改为文职，派到地方政府任职；或转业到交通、工商、警察等部门任职；或考进陆军大学深造；或领取遣散费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