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抗日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

蒋介石抗日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

1928年5月，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兵锋所向，北洋余孽无不土崩瓦解，正当第一集团军所部进入山东之际，日本横加干涉，出兵青岛、济南，恣意挑衅，酿成济南“五三惨案”。当蒋介石利用外交途径进行交涉时，日军却惨杀了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凌辱、软禁外交部长黄郛，种种劣行，令人发指。当是时，中国军民抗日情绪犹如大海狂涛，而身临其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不可能无动于衷。但他却令国人大失所望地采取了忍侮避让的态度，指挥全军绕路北上，迅速占领北京，完成南北统一的大业。

“济南事件”是国民革命军最早与日军接触，并遭到重大损失而不还手的一次屈辱的历史，作为当事人，蒋介石表面上退避三舍，息事宁人，但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斗争，为日后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也是蒋介石最初萌生复仇抗日思想的开始。他在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不久，复仇之誓又出现在其日记中：“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是匹夫之勇也，也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且为人所不能忍耳。”

从此后，蒋介石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决心，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毅力，“自定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以至国耻洗雪后为止”。

同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底定关内，南北划一，蒋介石回忆北伐经历，感慨万千，他痛心疾首地说：“今年五月，济南事件，全国皆认为空前之国耻。然余等在前线亲历之耻辱，更非国人所能想象于万一。明知种种挑衅举动，为帝国主义与革命势力两不相容之确证，却又不能不为避免革命顿挫而竭力忍受；但对方态度简直不复以国家待我中国；且不以人类待我国人。此种欲忍不能，欲发不能之苦况，永留在余之脑海，虽千年万年，亦难磨灭！天下事，间接感受者，总不如亲历其境者为刺心骨。果使任何同志亲历余之境遇，余知必与余怀有同一之感想”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闻变，在日记中写道：“日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但蒋介石的态度是“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公理。”国民政府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说：“政府现时既以此案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态度。至于在华日侨，政府亦严令地方官吏，妥慎保护，此为文明国家应有之责任。吾人应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以期公理之必伸。然为维持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离南京咫尺之遥，已经严重威胁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生存之时，第十九路军当即奋勇还击，全国人民抗日决心又一次掀起高潮，与红军的存在相比，一则尚在湘赣鄂边区，一则就在眼前，蒋介石立即通电：“‘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之人，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体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

“一·二八”事件是蒋介石抗日思想化为行动的一次实践。他除了紧急调派精锐的第五军增援淞沪外，又制订了《全国防御计划》，将全国划为五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为黄河以北；第二防卫区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第三防卫区为江苏南部及浙闽；第四防卫区为广东广西；第五防卫区即四川。很明显，防卫区的划分是针对抵抗日本的进攻而制定的，已有日后抗战战区划分之雏型。此外，他还将国民政府立即迁往洛阳，他认为：“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然而，他只是拉出了一个“拼命“

在国联积极斡旋下，5月5日，中日签定《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在外交上又作了一次屈辱的让步。他随即施行对江西苏区的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计划，并重申：“我们这次剿匪戡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他反复告诫部下：“希望大家共同一致，如果赤匪的祸乱能够消灭，我们国内就可以安定。如果国内安定，我们一致对外，那么，日本就没有问题了”。

从“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对中日最终不免一战的前景，已确信无疑。他说：“倭寇攻热（指进攻热河），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入关，或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之独立，使我中国分块独立，得陇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国，必不休也”。从国民政府迁都的教训，亦使他清楚认识到，如果抗战开始，南京是无法保得住的，但抗日的基地将建在何方，他未有明确的目标。他设想或巩固中原，或退到边区，但必须有根据地，“以为将来恢复之基。”

果然，1932年7月，日关东军从锦州向热河进攻。至次年3月，热河全境失陷。国民政府虽然制定了《确保冀热并巩固平津为目的》的军事部署与作战计划，调兵遣将，但蒋介石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对红军的围剿上面，动用的兵力越来越大，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5月17日，日军前锋抵北平市郊，向中国提出停战条件：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以南以西，今后不得有一切挑战行为。5月31日，中国代表屈辱地在《塘沽协定》上签了字。日军兵临华北，一边是耀武扬威，剑拔弩张；一边是忍气吞声，处处退让；在此背后，便是蒋介石的咬牙切齿，他说：“于此停战蒙耻之时，使吾人卧薪尝胆，而不自馁自逸，则将建设计划，确定步骤，切实推行，以期十年之内，可雪此耻乎

蒋介石暗中准备的抗日部署，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目的将重工业向内地转移，避免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全国大工厂、铁路的建设应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经济计划相结合，由政府审定其建设地点。

第二、完成铁路向西向内地之干线，例如完成陇海铁路西段、沪杭甬铁路、钱塘江大桥、整理浙赣铁路都是进行战备的建设。此外，计划中的京赣铁路、湘黔铁路等都是为抗战后向大后方转移而准备的。

第三，在经济区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主要针对日本）威胁的地区设立“国防中心区”，当时被确认的中心区城市主要有五处：即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

第四，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着重进行国防经济资源的调查，筹划战时军事、经济动员和国防重工业设计计划，开发国防资源，以求战时国防需要。

第五，施行法币政策，进行币制改革，不但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境，并奠定了长期抗战的财政经济基础。因此，日本人评论说：“如无1935年之法币，则无1937年之抗战。”

第六，整军肃武，大力发展海、空军建设，提出航空救国的口号；并大力发展军事教育，暗中构筑国防工事。

第七，开展“新生活运动”，以精神总动员方法，唤起国人现代觉悟与意识，提高人民的觉悟。

第八，加紧第五次围剿，力图早日安内以进行攘外。

纵观蒋介石抗战思想的形成，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隐蔽性。蒋介石自1928年“济南惨案”后产生抗日雪耻的思想，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领导全国抗日战争，其间共十年时间，在这十年中，日本屡屡挑衅，自东北到华北、到上海，其间侵略事件不断，而任何一件小事都足以引起一场全面大战，但蒋介石始终抱妥协主义，其抗日思想甚为隐蔽。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且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耳。”“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爱国学生要求抗日的呼声风起云涌，但蒋介石认为：“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

所谓“不可战而战”，是说中国是弱国，而且又没有实力，没有准备好，是无法与日本作战的。蒋介石早存抗日之心，但又未做好准备，表面上便一味妥协。他接见要求抗日的学生代表说：“关于抗日情势，假如本人要想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对日宣战，全国人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我要为国家前途打算，要为民族前途着想，不能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有方法可以使中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几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正基于此种认识，蒋介石在与日交涉时，显得处处退让，以待时机，蒋介石的学生陈诚对他的思想领悟最透，他在1936年11月对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讲演说：抗日战争发动的“越迟越有利，这样才可以争取准备的时间。”“假使现在就发动对日本作战，一定会处于被动的地位；再迟一年，最低可以争取到半主动的地位；再迟两年，可以争取到完全主动的地位。”因此，蒋介石的抗日思想表现出的隐蔽性就特别强。

第二，持久性。蒋介石的抗日思想具有持久性。持久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他的抗日思想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性，从模糊到坚定，从局部到整体，从无准备，到有准备，酝酿、形成的时间很长；二是鉴于对中日两国国情的认识，日本是小国、资源少，但又是武器先进的强国；中国是大国，人力物力资源丰富，又是落后的弱国。中日之战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是一场持久的抵抗，其间要放弃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利用我国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力资源，逐次实行抵抗，以空间换时间，在大西南建立复兴基地，利用持久消耗战略，最后取得胜利。正如蒋介石所说的，多年来一直苦苦寻找可靠的后方根据地，自1935年入川以后，才觉得抗日之战有了办法，“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

不战则一再妥协、退让，一旦下决心，便无回头的余地。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时，蒋介石便将他持久战略计划表述的很清楚。他说：“这一次战斗，决不是半载一年可了。一经开战，最后必分胜败。如就兵力及国力比较，我国殊少胜利把握。但毅然与之作战，且有最后胜利的自信者，系基于以下三项根据：

（1）自二十四年以四川为后方根据地后，即以四川为国民政府之基础。敌如入川，至少须三年时间。此为敌人的时间所不许可。我军节节抵抗，诱其深入。愈深入内地，于我抗战愈有利。

（2）只要国民政府不被消灭，我之国际地位就能确立。敌人骄横暴戾。到处树敌，在二、三年以内即难维持下去。我一时一地之得失，无害于根本大计。唯一方针，就是持久。

（3）阿比西尼亚之亡国，虽因国际正义之不张；但中国在地理上与军事上，与阿国不同。我国不仅幅员广大，且有极坚强的抗敌意识。故日本决不能亡我”。

第三，国际性。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自始至终依靠国际联盟，以争取外援，共同制裁日本的侵略行径。“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立即主张“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一面团结国内军民，共赴国难”。他把国际正义的力量看得高于和先于国内军民的力量。他在向国人解释说：“国际联盟之设立，本为防止战争，且谋各国致力以防止侵略。此次事变起后，政府已立即将日人之暴行报告国联；并要求第一步先使日军立即撤退。二十二日，国联行政委员会开会，对于停止军事行动及撤退军队，已有决议。政府已电请国联行政院一俟日军撤退，应立即设法对此蛮横事件，谋一极正当之解决。深信此次事件，苟给一公平之调查，国联本其应有之职责，必能与我以充分之公道及合理之援救”。”日本的侵略行径遭到大多数会员国的愤慨，在要求日军撤退的决议案中，日本以1票对13票败北。依靠国际的力量调停，不能说没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果以此为基点，作为方针，不做最终自力更生，只能降低自己的国际地位。

“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代表即向国联报告事变经过，要求停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联会员国各国代表一致声援中国，要求坚持盟约。后国联设置“十九国委员会”积极斡旋，终于达成中日两国《淞沪停战协定》。

国联为了调解中日矛盾，1932年曾派出调查团到中日两国调查事实真相，并发表调查团报告书，国联会员国西班牙、捷克、爱尔兰、瑞典等国提案；否认“九·一八”事变日军的行动为自卫；判定“满洲国”是日本军人的产物，并不承认“满洲国”。由于国民政府依靠国联，依靠国际正义舆论不断地对日本的侵略行动进行谴责，使日本侵略者在国际上陷于被动与孤立，日本终于退出了国联。

蒋介石在外交上依靠国际正义的力量，有理有利地对日本进行抵抗，应该说是一种有效抗日的思想与途径。而且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直至结束，他始终都有依赖外援的思想与主张。

以上分析蒋介石抗日思想的形成与特点，只是1927—1937年的抗战思想。他的抗日思想也有鲜明的阶段性，比如“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的抗日思想中出现联共抗日的因素，尽管在他内心深处，对“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可竟全功者，几全堕于一旦”，但毕竟承认了中共及其武装的存在，接纳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共赴国难的合理的主张。证明了中华民族自古迁延不断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传统思想，亦是血浓于水的最好注脚。因此，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发表后，蒋介石发表谈话：“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尽管事态的发展，并不象蒋介石讲的那样，但蒋当时的态度还是积极与诚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