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为何支持毛泽东

解密：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始末
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一样，中国共产党也曾有过蹒跚学步的阶段，也曾离不开家长的照顾和老师的帮助。这个家长、老师就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曾经十分纠结，既有对中共错误干预的时候，也有真诚帮助的时候，而其最大的帮助就是支持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
幼年中共与共产国际
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之所以比较纠结，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宣布加入共产国际，中共二大专门通过决议，自愿服从其领导。共产国际则明确规定：凡加入者，党名必须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支部”;“必须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必须遵守第三国际的一切决议，等等。因为是共产国际下属共产党的党员，因为以阶级立场看待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因此早期共产党人在拥护苏俄、保卫苏联的问题上，很少有情感上的困扰。1924年中苏两国政府商谈建交，涉及外蒙古主权问题，中共公开赞同莫斯科的主张;1929年张学良试图武力收回中东路路权，中共中央也毫不犹豫地打出了“保卫苏联”的旗号。
但是在民族情绪日渐高涨的中国，这种立场难免会引来许多批评和质疑。如1924年中共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就受到了对中共不满的国民党人的强烈抨击。1929年“中东路事件”期间，已经下台的中共前总书记陈独秀，也曾专门拟函批评中共中央“保卫苏联”的宣传不讲策略，不知顾及中国民众的民族情感。
由于中共组建时间较短，无论是革命理论的掌握，还是实践经验的积累，都很欠缺，无论是干部组织的准备，还是资金经费的筹措，都极为不足。在这种条件下，中共早期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挥和号令，客观上也实属无奈。
中共早期有大批干部赴苏学习培养，共产国际从1921年中共成立之初到1930年代中期，一直在中国派驻组织机构，在中共中央派有自己的代表，以协助贯彻落实共产国际各项指示。中共最初的党纲、党章，包括组建统一战线、联合国民党的政策方针，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制定的。1930年确定了以农村为中心发展武装斗争的方针之后，莫斯科还专门派来苏联军官，担任军事总顾问，驻在上海租界，遥控指挥军事，另派层级较低的德国籍军官，深入中央苏区，直接负责落实驻上海总顾问的军事方针。根据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三大的相关信件、报告和张国焘1929年的回忆，中共自正式成立之日起，不得不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援助。本来，中共打算通过收缴党费开展活动，但是，自成立之日起，就照布尔什维克的建党方法，把自己变成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骨干党员大都是以党的工作为职业，因而也必须依靠党组织解决生计问题，无钱缴纳党费。二大以后，党费就收不上来了。此后，共产国际即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预算，按月向中共党、工、团等组织提供固定的活动经费。遇有特别事项，则提供各种特别经费。随着党员人数的日渐增多，这方面的经费提供额度也日渐庞大。至1927年，莫斯科提供给中共的各项经费，累计已不下100万美元。
早期中共领导人的抗争
由于以上的原因，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大多都由共产国际指定，最明显的就是王明。如果不了解中共早期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对王明、博古这些乏善可陈的年轻人突然回国掌权那一段党史就会感到十分奇怪。正是由于他们一是极缺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经验，二是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损害。
当然，中共早期有的领导人也曾竭力想独立于共产国际，如陈独秀和李立三，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如其所愿。
陈独秀在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就主张独立自主搞革命。他曾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他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更不愿意向其汇报工作、受其领导。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离职后，陈独秀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李立三则试图让共产国际成为执行中国革命计划的配角。1928年冬到1930年秋，李立三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之一。他进一步提出：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所以“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在他的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显然，这犯了共产国际的大忌。共产国际以最快速度和最坚决手段进行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受到的最严厉制裁。李立三随即也被共产国际下令免去领导职务，发到莫斯科去接受批判，足足近二十年没让回国。
共产国际与斯大林抛弃王明
但是革命毕竟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需要对瞬息万变复杂形势的准确判断和及时把握;需要善于驾驭国际国内全局的非凡能力和高超艺术;需要非常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实践经验，而这一切，王明等显然极其缺乏，他们只会纸上谈兵，只会夸夸其谈。1938年8月初，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 “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终于抛弃了王明。那么，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为什么最终放弃了曾经被他们一度看好的王明呢?
首先，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非常清楚王明对中国革命既缺乏了解认识，又没有实际经验。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几年中，甚至在接受斯大林垂询的时候，王明时常对一些问题作出不切实际的判断。比如，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即将返回中国的王明、康生以及在同年7月初抵达莫斯科的王稼祥的时候，询问王稼祥现在中共领导的红军究竟有多少人，王稼祥回答说在陕北大约有3万人，但王明插话说是30万人。斯大林听了这两个不同的数字后，显然更相信亲自参加了长征并来自陕北的红军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所说的数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当时也参加了会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也明确地表明了他相信王稼祥所说的数字：“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
尽管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缺乏了解，王明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敢人为地夸大事实，甚至编造材料，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此非常清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收藏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提交给执委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一份书面报告。该报告指出：“鉴于王明在工作和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含混不清和令人可疑之处，以及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向领导人提供了虚假情况汇报等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应当建议中共领导人不要将王明放到党的最重要和最主要领导岗位上去。”
其次，王明最初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激起了斯大林对他的不满、猜忌和愤怒。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最初的反应和主张是欢欣鼓舞并主张将蒋介石交予人民公审。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当时，国内有不少人主张杀掉蒋介石，远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也持相同主张。他获悉蒋介石被拘禁的消息后非常激动，叫喊着要给国内发电报让国人杀掉蒋介石。他的这一态度立刻被知情者汇报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听了汇报之后非常震怒，于12月14日深夜12点给季米特洛夫打电话质问道：“你的那个王明是个什么人?挑事的奸细?他居然要发电报毙了蒋介石!”季米特洛夫回答说他对此丝毫不知情。斯大林摔了电话：“我把电报找给你!”
斯大林之所以反应如此强烈和愤怒，是因为当时他迫切需要一个各派力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中国，需要一个能有效牵制、抵抗、消耗日军从而使日军无力入侵苏联，确保苏联安全的“挡箭牌”的中国。所以，如果杀掉蒋介石，自然就会激起斯大林的不满、猜忌甚至愤怒。
最终选择毛泽东
共产国际与斯大林最终选择毛泽东是由于逐渐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对毛泽东有了较深的了解。
遵义会议之后，为了让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认同遵义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以及中共中央领导班子成员重大调整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就派遣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前往莫斯科汇报。陈云于同年9月抵达莫斯科，通过陈云的口头汇报及其带去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莫斯科了解了一度失去联系的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真实情况，并且对遵义会议及其所作出的决议和领导班子的变动表示了肯定。
1938年3月底，任弼时抵达莫斯科，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又对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还向任弼时询问了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和情况，任弼时实事求是地汇报了王明向中央争权、跟延安分庭抗礼的种种行径，避免了共产国际听信王明一面之词情况的发生。
1938年4月，刘亚楼受中共中央派遣到莫斯科再次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了中共党的历史和现状。毛泽东让刘亚楼带去《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几篇重要著作以及遵义会议决议，叮嘱他一定要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季米特洛夫转呈给斯大林。陈云、任弼时、刘亚楼等人向共产国际客观地介绍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有助于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从而促使莫斯科决定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
俄罗斯解密档案表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的巩固继续给予支持。1939年底—1940年初共产国际执委会就计划中的中共七大组织问题，与当时正在莫斯科治病疗伤的周恩来作了探讨，并请周恩来在回国之后将相关意见和建议转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1940年3月17日季米特洛夫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指出：“周恩来将会将一切情况转告您本人。我们就中国事务和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达成了一致意见。应当认真地分析研究这一切并完全独立自主地做出最终决议。假如在某些问题上不同意我们的意见，请尽快告知我们。”
共产国际究竟提出了怎样的意见和建议，收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呈交给季米特洛夫的一份书面报告给我们提供了答案。这份书面报告指出：“需要指出的是：在党的老干部中，王明没有什么威望。无论怎样，王明都算不上是在党的实际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享有威望的领导人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掌握的材料以及跟周恩来、任弼时、毛泽民等人的交谈情况，完成了对26名中共领导干部的评述鉴定，这26人应当在党的七大上提到党的领导机构中。他们主要是曾经从事过严酷的地下工作、经历过国内战争，并且现在正从事着党务、军队和政治等方面的领导工作。这26名同志中特别杰出的是：林彪、贺龙、刘伯承、聂荣臻、肖克、徐向前、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 毛泽东确实是中共党内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他比中共其他领导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比他们更能准确地搞清楚中国复杂政治事件和政治形势的实质并正确地提出任务。”
这份档案文件表明，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之后，莫斯科继续给予毛泽东肯定和支持，这对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