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为什么要分裂党为党所不容

 张国焘分裂党为党所不容

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得意门生，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成立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十三个代表之一，在会上被选为分管组织的党的三人领导小组之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分管宣传，张国焘分管组织），相当于现在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是核心层。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张国焘都参加了，而且都被选为要职。1932年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撤出后有创建了川陕根据地，将红军发展壮大在中央红军与其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四方面军已经发展到八万人。从这方面讲张国焘对共产党是有功的而且是贡献不小。

就是这样一位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为党的早期事业做过很大贡献的张国焘，后来却犯了分裂党、背叛党的错误。

长征是被迫的是第五次反围剿被国民党军队打败后，中央红军在中央根据地完全没有办法立足不得不进行的战略撤退，撤退中度过湘江由出发时红军的86000人一下子损失了50000有余，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如果不是毛主席通道城提出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再通过四渡赤水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可能全军覆没。遵义会议是虽然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地位，但是革命正处于危难时机，不可能从组织路线到政治路线，做大规模的整理调节，何况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一开始就掌握在以苏联为主的共产国际手里，人事制度、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基本上都经过共产国际的点头同意才决定，才实行。当时与共产国际进行唯一联系通道的上海的短波电台已经被国民党破坏，在组织路线上就无法征得共产国际同意，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所以当时环境不允许毛主席他们对王明路线更大规模更有效地纠正，如果搞激烈了，结果就是党和革命、红军的“分裂”，这种局面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责任是谁也承担不起；这样做的后果是在革命危难时机关头只顾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使共产党的革命从此走向失败，将革命送上断头台。只有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以革命事业革命前途为重，识大体，顾大局，不计恩怨个人的得失，坚决反对任何有损于党的团结的言行，坚决顶住各方面压力，对长征以来独当一面一直在开路先锋位置上冲杀的红军主力、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年轻幼稚行为严厉批评，说他“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正是毛主席高瞻远瞩，顾全大局，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而张国焘则完全不同，不懂。在中央红军与他的四方面军回合后，看到中央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他人多势众、人强马壮，急不可耐的伸手向中央要权，给中央施压，在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又给了四方面军增加了几位中央委员的情况下，他仍然拒不执行中央的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擅自率军南下，另立中央，在红军危难、革命为难时刻，犯了革命之大忌——搞分裂。虽然张国焘对革命、对党过去有过较大的贡献，但张国焘这时却以以个人利益或四方面军单方面的利益来衡量革命的发展、革命的前途，忽视了革命的最终目标、远大理想，最后走向分裂党、分裂革命、分裂红军的丑恶行径，为党所不齿，为党所不容，为中国革命所不容。

以下一段材料带有杨尚昆的回忆，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作了分析评论。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8月5日，沙窝会议通过《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党中央根据抗日民族运动不断走向高潮的国内政治形势已有利于红军北上，以及川西与川西北的地理、经济、人文等因素不利于红军建立根据地这些情况，决定北上抗日，在川陕甘三省建立根据地。但作为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的张国焘却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坚持其逃跑主义的错误，反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主张向川、康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退却。党中央站在维护全党和红军团结统一，确保革命形势顺利发展的立场上，对张国焘同志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指出南下路线错误的原因和后果，但张国焘不仅不听从党中央的正确耐心的劝告，反而从一己私利出发，违抗中央命令，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及一部分中央红军南下，进行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并阴谋用武力危害党中央。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同年9月党中央召开了俄界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站在“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的立场上，从“以巩固党与红军”出发，严正指出造成张国焘路线的错误“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导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他自恃资格老、对党对革命有贡献、兵多，利令智昏，于10月在绰木碉另立伪中央，自任主席，企图篡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公开分裂党和红军。1935年10月张国焘成立了伪中央，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一个党员所绝不容许的错误，根据这一严重的错误，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命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一切伪中央组织，放弃反党立场，并决定在全党公布俄界会议的决定，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党中央的一再要求和朱德、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同志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伪中史，一同北上，同年10月，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实现了会师。与此同时，张国焘继续进行反党活动，擅令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五千余人，组成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最终遭到失败。1937年3月，党中央召开了延安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站在统一全党思想、维护党内团结统一的立场上，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揭露和批判。

由上可以看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与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完全是站在“主义之争”的立场上，坚持党的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和主张，是“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逃跑路线和分裂主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一种‘罪恶行动’”，从而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引领着中国革命正确向前发展。与此相反，张国焘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把革命利益和党的原则抛在脑后，个人私欲无限膨胀，向党争“党权”、“军权”，闹独立性，公然违抗中央命令，擅自成立“伪中央”，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之争”。

抗战时期，张国焘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拜黄帝陵时，私下里逃到西安，叛党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张国焘另立中央时曾胁迫红军总司令朱德同意，但朱德面对张国焘的威胁时说:就是把我一刀劈成两半，我也不会反对毛泽东。任何困难也不能把我和毛泽东分开，朱毛不分家。朱德还说:“在很多重大事情上,毛主席的决定总是让很多人不能理解,甚至有很多人反对,但事情过后,实践证明他总是对的。”“我们要支持老毛，老毛读了很多书，很有知识，很有智慧，相信他一定有办法的。”这可以说是井冈山会师以后，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实践，朱德同志总结出的感受、结论，得出个人经验，革命的经验。

电影《杜鹃山》里的“柯湘“原型就是解放后任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改革开放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何长工同志。1919年何长工与周恩来邓小平一道到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回国后从事革命活动、学生运动。他参加了秋收起义，在井冈山斗争初期为革命立了大功，冒着极大地危险到王佐的部队做政治工作。王佐虽然有正义感，同情劳苦百姓，同情革命，后来在毛主席、何长工同志教育领导下走进了革命队伍里，但当时他还是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能去做工作的秋收起义剩余达到的部队里人选非常有限，只有能文能武的“柯党代表”才适合作为人选去做他的工作。面对中国二三十年代山区基本处于半愚昧状态的农民，在喜怒无常的王佐一帮人面前，在时刻处于绿林好汉的威胁杀头之中做政治工作谈何容易，何长工在毛主席的指导下最终将王佐引向了革命，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毛主席独具匠心可见一斑，何长工被“毛委员”选中足见其能堪当大任。

何长工在秋收暴动期间还与与杨立三设计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尔后，他又身负重任，只身一人前往湖南长沙，寻找党的组织，沟通了这支弱小红军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何长工不辱使命，苦于奔波，在广东韶关，一次偶尔的机会，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分部队会合，为以后朱、毛两军会师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何长工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可是，据有材料报道长征中已是红九军军团主要领导之一的何长工受张国焘的拉拢，面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持暧昧态度，这就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危急时刻没有维护党的统一，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

最近去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秘书长杨白冰，在病重去世前后，习总胡总都去看望他、慰问他的家属，就是因为它能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为对党、对革命事业不利的利益所困惑、干扰而失去党性，因而在他去见马克思时得到了党和国家应有的肯定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