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内阁都有哪些作用

 明朝内阁推动文臣统军，谋夺兵权！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范统兵将领专权，保证自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规定五军都督府对军队没有调遣权，调遣权由皇帝直接掌握；兵部在军队中虽有任免、升调、训练之权，但不统兵。每逢战时，由皇帝亲自委派专人担任总兵官，统领卫所军队出征。战事结束，总兵官归还将印，军队归回各卫所。军队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这是明太祖从军事上加强和巩固皇权的重要措施。

 
    明朝皇帝还建立了一个世袭的军事贵族阶层，让他们成为他的军事建制的基础，同时成为他的征战中的主要军事领袖。这些贵族们并未得到特别高的俸禄：公爵每人2500至2200石禄米，侯爵每人1500至800石禄米，伯爵则为1000石；但是他们占据着有特权的品级，这种社会地位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得到的物质福利。他们享有皇帝的信任；他们作为皇帝的代表节制着最重要的部队；同时，他们还不受文官的限制，总而言之，军事贵族大大地加强了皇帝的权威和权力；他们也大大地增长了军方的特权，同时也大大地有助于皇帝反对外国民族的战斗中取得各种各样的胜利。

 
    兵权本来牢牢的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出征靠武将或干脆自己干，文官和内阁只能从旁协助，没有指挥军队的权力。但明英宗时期以后，明朝任何征伐都以文臣作为军队的主帅，先后出现了一系列文臣的专任差遣，如镇守、总督、提督军务、巡抚、兵备道、经略、督师等，军事指挥权几乎都在武官之上。所以明英宗时期文臣统军开始成为制度。而这一制度得以出台并且逐渐强化，文官们组成的内阁与有力焉。

 
    首先，明朝内阁是文臣统军制度的创始者。宣德十年正月，九岁的明英宗刚刚登基之时，“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言于上曰：“自古人君即位之初，中外军民其心未一，但朝廷处置得宜，庶几有备无患。臣等谨以合行事宜条具以闻。一、命五府、兵部整饬军马提督操练，以振兵威，以壮国势，庶压小人之心；及敕各处镇守总兵一体严谨防御贼寇。 一、南京国家根本之地，宜敕内外守备官员，谨慎关防。切见南京户部尚书黄福老成忠直，宜敕令就彼参赞机务，庶无疏失。一、江西、湖广、河南、山东岁荒民饥，恐无籍之徒，啸聚为非，宜择文武大臣各一员，分遣镇守，事妥即回……上嘉纳其言，令悉行之。”同月，“辛丑，命户部尚书黄福参赞南京机务，赐之敕曰：‘联嗣承大位，深惟南京根本重地，守备必须严固。卿历事祖宗四十余年，老成忠直，厥绩茂著。今特命卿参赞襄城伯李隆机务。抚绥兵民，训练军马。凡百庶物（务），同隆及太监王景弘等计议而行……上命廷臣会举文武大臣镇守江西、湖广、河南、山东。于是太师英国公张辅、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会举都督同知冯斌、都督佥事武兴韩僖毛翔、户部侍郎王佐、李郁、副都御史贾谅、监察御史王翱以闻。遂陛翱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同兴镇守江西；翔、谅镇守湖广；僖、佐镇守河南；斌、郁镇守山东。赐敕谕之曰：‘今命尔等前去各处镇守地方，抚绥人民，操练军马，遇有贼寇生发，随即调军缉捕；城池坍塌，随即拔军修理……‘”同年三月，“辛巳，陛行在兵部武库司郎中徐晞为本部右侍郎，浙江按察司副使陈镒为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行在山西道监察御史罗亨信为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复都指挥陈忠、荣贵职，陛府军前卫指挥朱通、魏荣俱为都指挥佥事。俱赐以敕书。命晞与通往临洮、鞏昌、洮州、岷州，镒与都督同知郑铭镇守陕西，亨信与荣往平凉、庄浪、河州、西宁，忠与贵往宁夏各提督所属卫所官军土军操练。”以上可见，大量文官和武官一样镇守地方和边疆，指挥作战的权力不相上下，这是明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建文朝虽然有文官高巍、铁铉参赞军务，永乐到宣德朝虽然先后派遣刘俊、陈洽、戴纶、李庆参赞军务，但是只为一时、一事的零星派遣，参赞大臣的指挥权也低于总兵，所以参赞军务的出现不能看作文臣统军制度化的开始。随着英宗初年，内阁出台文臣镇守和文臣参赞南京守备机务政策标志着文臣统军制度化的序幕拉开了。

 
    内阁又是文臣统军全面推行的促进者。在三杨内阁推动下，兵部尚书的兵权加重了。正统二年五月“命行在兵部尚书王骥理甘肃边务。先是，陕西都指挥刘永言，甘肃兵冗饷匮，诏下廷臣议。众以为……宜令总兵官计之。上以此事非大臣不足与计，乃命骥往。至是陛辞，赐之敕曰：“边务，国家大事，而甘肃尤为要冲。比者将非其人，兵备废弛。今特命卿往，同总兵镇守官会议战守方略，务一一区划允当，听卿便宜施行，仍具奏闻。……一、论功行赏务合至公，否则无以为劝。其临阵奋先杀贼者、巡哨有功者、夜不收能探报实踪者，即加陛赏；而奸诈妄冒者，即罪之……一、总兵、镇守、都司官及备御都指挥、指挥有贪虐、荒淫、不理边务、寇至不能追剿者，具奏处置；其余军官，即械系来京，付法司鞫之……一、故官及老疾官下袭代子弟有堪任用者，即授之职，以备调遣。一、军职罪抵死而情有可矜者，令戴罪立功，有功即复其职。一、官舍旗军有智勇过人者，许众推举，试实，悉听委任；有陈言奇谋长策者，其采用之，毋以浅近弃遗。一、凡官军有不遵卿号令，沮坏政务、漏泄事机及遇寇畏缩者，究问明白，斩之以徇。”在明代文臣统军制度形成的过程中，这道敕书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仔细分析这道敕书，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其一，作战有关各项事权由王骥全权负责。敕书命令王骥：“今特命卿往，同总兵、镇守官会议战守方略，务一一区划允当，听卿便宜施行。”王骥虽然要与总兵等官商议作战方略，但最后决定权、执行权归王骥。这就意味着，王骥是西北战区的最高长官，宁夏和甘肃总兵官成为王骥的下属。而“便宜施行”的大权是总兵所没有的。由此次西北之行看来，兵部尚书权力有所加强，地位有所提高。

 
    其二，兵部尚书对官军的袭替、委任、陛赏先执行后上奏。敕书中说：“其临阵奋先杀贼者、巡哨有功者、夜不收能探报实踪者即加陛赏。”“故官及老疾官下袭代子弟有堪任用者即授之职，以备调遣。”“官舍、旗军有智勇过人者许众推举试实，悉听委任。”这些军队的人事任免权虽然是兵部尚书固有的，但一般时候要先上奏，后执行。先执行，后上奏，可以使军官们感到，自己和子孙的前程直接掌握在兵部尚书手里，所以一定要服从命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权力是以前的指挥官少有的。因为明朝皇帝把各项权力都紧握在自己手中，以便于“乾纲独断”。尤其是军权，更不能轻易下放，否则会使将领利用军权危及中央。由于军机大事的决定权在皇帝手中，这就使将领处理军务，必须先上奏皇帝批准，然后才能实行。这既不危害统治秩序，又体现了皇上“无所不统”的事权。永乐年间大将宋晟被皇帝“专任以边事，所奏请辄报可。”尚且遭到御史的弹劾。说明朝廷在原则上不允许武臣先执行，后上报。文臣有这样的权力，说明了什么？

 
    其三，王骥有执行军纪和生杀予夺的大权。王骥对指挥以上的军官有“贪虐、荒淫、不理边务、寇至不能追剿者”，可以“具奏处置”；其余军官可以马上逮捕，押送京师惩治。尤其是：“凡官军有不遵卿号令、沮坏政务、泄漏事机及遇寇畏缩者，究问明白，斩之以徇。”这种生杀予夺的权力极有威慑作用。果然，王骥到军中，把“失机”的都指挥安敬推出斩首，并“责都督蒋贵死罪招状”，使“诸将皆股栗”。所有将士对王骥敬畏有加，惟命是从。武臣安敬与王骥同为正二品官员，却能够被王骥斩首，蒋贵作为一品大员被二品文官处罚，这就使统军文官在军队中的实际地位超过了自己的品级，因而能够制约原来的军事将领。

 
    正统二年十月朝廷命将征讨阿台、朵儿只伯，以王骥监军。敕书曰：“命卿监督清军，剪除残寇，凡百机务悉听便宜处置。有功者赏，不用命者诛，事得专制，然后奏闻。”重申了王骥便宜处置的权力。王骥在这次作战中，“偕诸将出塞”；制定了作战方案，兵分三路；分派了作战任务，以蒋贵为前锋；宣布了战场纪律，与蒋贵相约：“不捷，勿相见也”；实际上行使了统军作战之权。王骥指挥的西北战役是明朝建立以后，兵部尚书作战指挥权超过总兵的开始。

 
    兵部尚书的指挥权为什么会超过总兵？朝臣商议的结果还只是依照过去的惯例，军事问题还是由总兵处理。而“上以此事非大臣不足与计，乃命骥往。”明英宗此时只有十一岁，对朝廷政务还没有决策能力。当权的大宦官王振只是在此次战役胜利之后才“以骥可属，思大举。”而且根据《明通鉴》卷22，正统二年正月王振因遭受了太皇太后利刃加颈的打击，暂时不敢干预朝政。所以这项决策不是王振所为。因此可以认定，这次派遣兵部尚书王骥整理边务和指挥战役的决策其实是内阁作出的。发给王骥的敕书其实是根据内阁的指示起草的，其便宜处置权和处斩与自己品级相同的正二品武官的大权也是内阁以皇命的形式给予的。值得注意的是“上以此事非大臣不足与计，乃命骥往。”说明，在内阁大臣看来，总兵们虽然一般说来品级在正二品以上，但仍然算不上大臣。其意显然在贬低武官地位。宣宗以前的文官还不曾有如此看法。在内阁的支持之下，兵部尚书的权力超过了总兵。因为总兵级别一般和五军都督府首脑相同，所以这次战役之后，兵部的兵权完全超过了级别为正一品的五军都督府，一跃成为统一指挥全国战场的总司令部。兵部获得全国战场的指挥权是明朝推行文臣统军在中央的有力保障。为此，内阁发挥了重要作用。

 
    景泰年间，以于谦为首的兵部进一步推行文臣统军。内阁是有力的支持者。景泰时期的阁臣陈循说：“各边及各直隶、各布政司俱设镇守、巡抚等官，或任提督、参赞军务，或专弭盗贼，抚安生民，寄一方之纲维，任百责之休咎，虽臣劳而君逸，然臣通而政和，修政之要莫善于此。”从此种指导思想出发，兵部推行文臣统军的各项主张在内阁票拟的时候得以通过，使之顺利推行。文官开始掌控全国各地的兵权！

 
    明朝内阁又是文臣统军制度的挽救者。明朝文臣统军的推行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势必造成文官与武官、宦官之间的权利之争，因此在形成过程中难免遇到阻力。文臣军权扩张了，就要使武官的权力受到削夺。而且统率军队的文臣只要加上总督军务、提督军务、镇守职衔地位就在总兵官之上，这就意味着武官主帅权力的丧失。文臣兵权太重，与宦官也有摩擦。在中央，于谦在军国大事当中屡次决断，引起太监曹吉祥的不满。以上两种矛盾的激化造成了夺门之变。明英宗再度登基后，为了满足石亨等高级将领的意愿，天顺元年宣布：“朕新复位，凡百行事，当遵祖宗旧制。各处巡抚、提督等官是一时权宜添设，宜即将各官取回。其各处边备及军民事务，令总兵等官理之。”于是各地的镇守、巡抚、提督等官员都被召回京城，总督湖广军务的兵部尚书石璞也被召回，两广总督马昂被调往太原安抚流民。英宗一度废除了文臣统军的制度。

 
    为了恢复文臣统军制度，内阁大臣李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李贤起初和大学士徐友贞一起排斥石亨，结果被下狱谪官。事后“贤亦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亲贤，顾问无虚日。”石亨的贪得无厌和骄横引起皇帝的厌恶，使李贤得到离间石亨和英宗的机会。“时帝亦厌亨、吉祥骄横，屏人语贤曰：此辈干政，四方奏事者先至其门，为之奈何？贤曰：惟独断，则趋附自息。帝曰：向尝不用其言，乃怫然见辞色。贤曰：愿制之以渐。”]英宗于是决心剪除石亨。天顺二年正月，先以贪污罪捕杀石亨党羽兵部尚书陈汝言。

 
    天顺二年四月，恢复巡抚制度。“先是，上语李贤曰：‘朕初复位，奉迎诸人皆以巡抚官不便，一旦革去，军官纵肆，士卒疲弛，文武官不相制之过也。宜为朕举才能者复任之。’贤因请曰：‘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需人最急。’上令贤与王翱、马昂等议，乃以太仆卿程信之辽东，山东布政王宇之宣府，佥都御史李秉之大同，监察御史徐宣之延绥，山西布政陈翌之宁夏，陕西布政芮钊之甘肃，仍以京官巡抚地方如旧制。寻又招前山西参政叶盛至京，擢佥都御史巡抚广东。”[16]由于总督还只是临时派遣，又没有常驻地方，只有巡抚是统率军队的常设文职官员，所以巡抚制度的恢复就意味着文臣统军制度得到恢复。而李贤内阁为了恢复文臣统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及亨得罪，帝复问贤夺门事。贤曰：迎驾则可，夺门岂可示后。天位乃陛下固有，夺即非顺。且尔时幸而成功，万一事机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审置陛下何地。”李贤的诱使使英宗下决心除掉石亨，威胁文臣统军制度存在的隐患被拔除。

 
    文臣统军制度的推行在正德时期再次遇到了挫折。明武宗与刘瑾都靠近武臣，在思想感情方面疏远士大夫。因此，他们力图提高武臣地位，压制文臣。“自逆瑾用事，文臣裁抑至甚，内官、武弁纵横而行。瑾等数人，皆赠父祖为都督、都指挥……造坟祭葬……至文臣三品以上祭葬，却沮格不与。如侍郎郝志义故，其子援例乞祭葬，瑾以为洪武礼制，文臣无祭葬之例，皆后来文臣专权擅加。传旨遂下锦衣卫狱，问发充军。学士武卫病故，其子乞恩，亦下狱。其弄权裁抑文臣如此。” “逆瑾又欲革天下巡抚官，云旧制所无，天顺间亦曾革罢，遂将各处巡抚都御史取回。后与内阁议不可，止将腹地巡抚革去，其漕运及边方都御史俱不革。”又裁撤了兵备道。可见，李东阳为首的内阁进行了斗争，文臣统军制度没有完全废除。总制三边都御史杨一清得罪下狱，大学士王鏊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为国修边，可以为罪乎？”李东阳亦力救，乃得释。这就为今后杨一清设计除掉刘瑾埋下伏笔。刘瑾被除掉以后，李东阳为首的内阁进行反攻倒算，文臣统军制度终于得到全面恢复和强化。

 
    明朝历史上文臣统军制度两次遭到挫折，内阁两次能够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可见内阁在文臣统军推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