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向墨：海外华人努力不在充当“哑裔”海外华人为何甘做“哑裔”

    为什么海外华人对政治参与抱有“冷感”？

　　不久前，美国华裔警察梁彼得误伤黑人一案在美国乃至全球华人圈引起关注。虽然社会各方包括华人社会在内对于案情本身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解读，但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华人社会围绕此案所展开的一系列维权运动，大大改变了海外华人政治参与的“冷感”形象，展现了海外华人不再充当“哑裔”的觉醒和努力。
　　海外华人对政治参与抱有“冷感”是常态
　　华人移居海外，历史悠久。虽然人数众多，且在居住国普遍取得了不菲的经济成就，但大多数依然地位不彰，不仅参政、议政、从政极为乏力，甚至在一些地区时时还有人身安全之虞。究其原因，对政治参与抱有“冷感”，长久甘做“哑裔”，是主观上的关键因素。
　　“冷感”首先来自对陌生环境的“距离感”和自身的惯性。海外华人最初来到一个完全陌生且语言文化差异极大的环境，自然而然地对政治保持着一种“距离感”。因此，无论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道理，还是“唇亡齿寒”的现实利害，对个体来说都抵不过早已习惯的“莫谈国事”式明哲保身。以澳洲为例，华人虽在澳大利亚联邦建国之前即已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建设主力，占有比如今更大的人口比例，却因长期的“白澳政策”人口锐减，血泪辛酸，谋生安居已经艰难，参政更是奢谈。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其所通过的第一项立法就是《移民限制条例》，对非英裔、尤其是有色人种移民进行严格限制、多方刁难。以此法为主，澳大利亚形成了一系列基于种族歧视的法律、政策，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确保白种人的优势，这就是所谓的“白澳政策”。1972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取消了“白澳政策”。
　　其次，海外华人，无论在澳美欧，还是东南亚，大多经历了从苦力到三“刀”(菜刀、裁缝刀、理发刀)，再到三“师”(律师、医师、专业技师)的变化，筚路蓝缕，艰难求生。现在尽管正迈向更高阶段的三“家”(资本家、科学家、企业家)，多数个体依然以经济上的“齐家”为最高目标，参政仍然是“肉食者谋之”的奢侈，敬而远之。
　　同时，扪心自问，华人对政治的“冷感”，也有未能直言、甚至未必自觉的“搭便车”心态。在海外参政，时间精力耗费不菲，不仅利益非我独享，风险也难以分摊，且在美、澳等制度健全的国家“当官”，其收益未必比得上自己独力即可经营的小生意。在此“经济人理性”驱使下，观望他人参政成为华社常态，他人成则我搭便车，他人败则我无损分毫。
　　新移民为提升海外华人地位打下基础
　　如此“冷感”，其不良后果早为同胞所共见、且共叹：一是利益代言缺位。但凡政府重大决策，华社参与程度往往过低，甚至在政策决定后才有所知晓，不得不被动接受。而一旦遇到问题，只能诉诸中国传统的“上访陈情”，消极被动。以澳洲为例，回顾历史，“白澳政策”下华人的苦难流离，华社的涣散、缺乏远见和发言权，甚至放弃追求发言权等，都是重要主观因素。殷鉴不远，必须痛定思痛!
　　二是政治捐款盲目低效。华社在参政普遍“冷感”的同时，却有着热衷为各路政客奉献政治捐款的普遍热情。看似矛盾，究其实质，却是“冷感”的另类体现：将政治捐款当作“买路钱”，以为宴席上的客套就是某种“交情”，期望金钱上的示好换取日后的关照。这种“买路钱思维”的捐款，与主流社会的政治捐款最大区别在于：对人示好(确切地说是对官位示好)，对事漠然，不关注、更不致力于影响具体政策。在这种心态下，华人往往被各路政客当作竞选的“现金奶牛”，其当选后因为“奶牛”的无要求，而不需顾及华社的利益。
　　三是“唐人街政治”的鸵鸟心态与内耗。华人虽普遍对主流政治“冷感”，却又热衷华社的“窝里斗”内部政治。山头林立的各类社团是没有泯灭的原始政治热情的直观体现。一些同胞，通常拼搏于“唐人街政治”自娱自乐，无法跻身主流社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耗费华社资源。
　　提升参政热情，加大参政力度，历来是华社有识之士的夙愿，更是凝聚华社力量、推动居住国与祖籍国关系、参与居住国的公共政策制定、融入居住国的必由之路。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大量华人新移民挟资金、技术、教育之优势前往“新世界”开拓，这大大改善了海外华人的素质结构，亦为进一步提升海外华人的地位打下了基础。
　　不再充当“哑裔”，仅仅是意识的觉醒。让参与发言、参与政治的热情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仅仅是基础。如何运用好资金、技术、教育的优势发出我们的声音、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如何让别人倾听、如何打动他们，则是进一步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正如梁彼得一案已经展现的，华社敢于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政治关切，仅仅是第一步。更为关键的是如何运用好这种热情，让每一次政治参与的行动都能切实推进华社获取话语权，夯实华社进一步融入主流的基础，而不是沦为“一次性消费”的街头秀。(作者是悉尼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澳中关系研究院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