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旗主]满洲八旗旗主都有谁？满洲八旗都有哪八旗？揭秘清朝八旗旗主的等级

提起八旗，我们往往会想起公元1644年由吴三桂引领入关的13万铁骑，会想起《甄嬛传》里鱼贯穿梭的八旗冰戏，会想起《孝庄秘史》中一身素白盔甲的马景涛，会想起骄横跋扈强换旗地的鳌拜，也许会想起教科书里那句“以牛录为基本单位”的描述。可是八旗之下就真的只有牛录么？13万满洲兵士又是如何在八旗制度下攻城略地逐鹿中原的呢？

八旗制度的干细胞—牛录

牛录（niru，初音译为牛录，后改汉称为佐领）本意为“大箭”。女真时代人们外出狩猎需要集体协作，十个人结成一组，出猎时每人出箭一支交给推举出的负责人，负责人被称为“牛录额真”（niru ejen，箭主），这样的群组被称为“牛录”。这种牛录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具有一定地域性的组织，但它是行猎或出征之际临时组建的小组，带有明显的军事化色彩。

随着征服的深入，努尔哈赤所属的部众日益增加。公元1599年，在他征服了人口众多的海西女真哈达部后，面对人口的骤然增加，特别是为数众多的“敌国”人口可能会带来的诸多潜在问题，努尔哈赤不得不慎重考虑如何统御这些来源不一的“诸申”，牛录这种颇具群众基础的临时性小组成为他创新的蓝本。

（正黄旗满洲四甲喇十三佐领图记 铜印及满汉合璧印文）

虽然学界对牛录制度的建制时间还有争论，但史书中所记载的努尔哈赤第一次对牛录的改造在1601年。此前的牛录多是依据“来投”或“征服”时的族寨而设，牛录额真也为临时推举产生，至此努尔哈赤则规定每300人为一牛录，并任命了若干“牛录额真”来统辖部众，传统牛录组织中的自愿原则和临时性质彻底打破。通过行政权力的干预，改造后的牛录成为一种渗透着强制力的封闭性、常设性组织。八旗军中每牛录的兵丁数额在皇太极时降为200人，康乾时期基本维持在130-140人上下，嘉庆朝则固定为150人。

狩猎传统与五建制

女真人在长期的狩猎生产过程中，形成有一定的协作狩猎习惯，当猎物被锁定后，人们会分为五队自围底（fere）向两翼推进，其中距围底稍近处为围肩（meiren），更远处为围两头（uturi），这种向各预定位置行进的过程叫“撒开围”，当处在围两头的顺利形成“合围”后，一个围场便顺利形成。

（木兰围猎图）

基于这种围底、两围肩、围两头（或称围端）五部分协作的狩猎习惯，为了适应更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建州女真兵制中逐渐衍生出牛录的上级建制：“将五牛录编为一队，行则一处行，止则依次下马，攻占时一齐进攻。” 此时的五牛录俨然便是皇太极时期甲喇（jalan，汉称参领或协领））的前身，而这种五进制也成为八旗制度的最初规制。

清代最早的八旗体系官方解读本《八旗通志初集》中记载称：“太祖乙卯年，以削平诸国，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 虽然在原则上每甲喇由五个牛录组成，但仅雍正年间便已经扩至每个参领下设十几个佐领了，分散在各地的驻防八旗更是受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无法严格遵守这种五进制。但五甲喇为一固山的政策得到了巩固，并且固山内五个甲喇的满文名称也完全是以行围中的方位次序来命名的：

鲜为人知的两翼制度

在实际的军事体系中，还存在一个高于固山的两翼制度，由传统的狩猎习惯中演化而来，却并不广为人知。八旗在驻防屯兵、朝班晋见时往往以两黄旗居北，取围底之意；两红旗居西，取右围肩之意；两白旗居东，取左围肩之意，两蓝旗居南，取两翼围端之意，则两翼具体为左翼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右翼为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

（左右翼八旗）

这种制度在努尔哈赤时代已经形成，天命三年（1618年）他第一次向明朝发动战争时，即命令“左四旗取东州、马根单二处”，自己则与诸贝勒率“右四旗兵及八旗选练护军取抚顺所”。另根据《清史列传》、《满洲名臣传》等史料的记载，在天命五年以前，担任左、右翼四旗固山额真之“众额真”的，分别为钮祜禄氏的弘毅公额亦都和瓜尔佳氏的直义公费英东。

随着努尔哈赤侄子的陆续成年，两翼之主由异姓勋臣转变为宗室王公。皇太极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军伐明时，负责右翼的是贝勒济尔哈朗和岳托，负责左翼的是贝勒阿巴泰和阿济格。崇德三年（1638年）南征明朝，又以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军”，以岳托为扬武大将军“统右翼军”。虽然皇太极时期的左右翼之主带有一定的临时性并非常设之职，但多尔衮身在正白旗，济尔哈朗身在镶蓝旗，则顺治皇帝即位之初并力两位叔父辅政的格局，似乎仍带有两翼王的影子。

倘若我们将思维再发散一些，如果当年皇太极突然崩逝后，争夺皇位的多尔衮和豪格（镶黄旗）并不都属于左翼的话，代表右翼势力的代善（正红旗、镶红旗）和济尔哈朗还会提出拥立福临这样折中的态度么？清朝的历史会不会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呢？

及至境内局势的日渐稳定，“两翼之主”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驻防八旗在将军之下设置的副都统往往也依据左右而立，如荆州驻防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初设时，便有一部分官兵是“由西安驻防右翼满洲、蒙古佐领、骁骑校内选拔各十二员，派兵一千五百余名，驻守湖北荆州府。”又如禁军四营之一的前锋营设有“统领”一职，“左右翼各一人，或以王公大臣兼领，掌本翼四旗前锋之政令。”是为协调四旗间军士训练、行围检阅等事务而设的辅助性职位

比牛录（佐领）更小的组织单位

公元1601年，经努尔哈赤初次改制后的牛录下还存在另一个社会基层组织—塔坦穆昆。塔坦（tatan）本意为临时搭建的帐篷，后派生出“农幕”之意，即女真人在从是采集、农业生产时候一种社会组织。在塔坦的体系内，人们一起进行生产活动并一起参与利益的分配，它与牛录有着相似的性质，但规模更小。当努尔哈赤以部族为单位招徕人口时，这种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的生产组织形式得以保存，并且在牛录下承担社会生产职能。“牛录额真下面，设置两个代子（daise），四个章京（janggin），四个村拔什库（gaxan boxokv）。将三百男丁分与四个章京管理，编为塔坦。”

（塔坦本意为临时搭建的帐篷，应该类似于今天鄂伦春人的“撮罗子”）

入关后，八旗军兵成为“国家根本”受到优待，在“计丁授田”的政策倾斜下，分配给旗丁的土地不需要承担任何赋税，因此普通旗人对国家的生产任务不复存在。脱离了集体性的农业生产，原来的代子与“十人为一牛录”时期的旗长演化为八旗军内的两个级别—骁骑校和专达。骁骑校原是设置于牛录额真之下代行职责的“副官”，雍正五年又添设了级别较高的副佐领，前者的地位也随之下降。

专达也称壮大、壮尼大，本是满语juwan da的音译，juwan即“十”，da为“首领”之意，专达也就是古代军制中的“十人长”、现代军制中的“班长”，是八旗真正意义上的基本单位。但做到壮尼大也还是一个“白身”，算不得入仕为官。八旗内与壮尼大相似的“士官”级别还有领催，系“佐领下会计、书写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