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四大谜案之“梃击案”：卑贱农夫竟能闯入宫中殴打太子！谁是“梃击案”的真正操纵者？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的黄昏，北京城发生了一件惊天大案，一位男子企图闯宫袭击太子。《明通鉴》是这样记载的：
“五月，己酉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付东华门守卫指挥使朱雄等收系。”
　　　 　慈庆宫居住的是当朝太子、后来的泰昌帝朱常洛，这是一次危害大明皇储未遂的大案要案，史称“梃击案”。这样的案子，绝不是一个地方司法机构能够审理的， 当时的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初审后，拿出一个初步意见：“罪犯叫张差，蓟州井儿峪人。察其行迹似乎有疯癫症状，而仔细看他的容貌实乃狡猾之人，请交给刑部严 加审讯。”

　　　　巡察皇城的官员并非没有审察一件突发案件的能力，而是这个案子牵连到太子，一个流窜进京的农民，去袭击太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非同 寻常，背后的曲折之处可以想象。这个负责皇城治安的小御史很聪明，他将案件的基本要素查清楚，如犯罪嫌疑人的姓名、住址，以及他对嫌疑人的初步判断。他知 道再往下深究，就不知会牵连出什么来，干脆把这个皮球踢给了最高司法机关——刑部。而且刘廷元给这个案子的发展留下了有意思的活扣：张差行动好似疯癫，但 看上去有些狡猾，如此案件可大可小，怎样做都可以。不愧是一位长期在皇城办差的老练官员。
　　　　刘廷元和当时的大多数官员心里肯定知道，这件案子很可能有重大政治背景，如此则不是办一件普通刑事案那样简单，亦非可以简单地寻求真相。案涉太子，则是超级政治案件，如此大的政治案件之走向，一个小官员哪能做主。
　　　 　这个案件一发生，就引起了朝野政治方面的联想。因为万历帝喜欢和郑贵妃所生的福王，但迫于祖制和群臣的压力，不得已立长子为皇储，但对太子仍然很疏远。 大家都知道皇帝仍然喜欢好不容易才去洛阳就藩的福王，如果太子不幸死在老皇帝前头，福王肯定会顺利登基。就在大家都担心太子安危时，发生了这样一个蹊跷的 案件，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朝廷内外怀疑这件案子背后的指使人是郑贵妃和她的兄弟、当朝大臣郑国泰。
　　　　案件由刑部复审后，郎中胡士相顺着案犯疯癫这条线，拟好了奏禀的草稿，说张差在老家收购和存放的柴草被人烧毁，气愤地上京申冤。走到东华门遇见一人，告诉他说“持木棍进入可当冤状”。于是误入东宫。按律当判死刑，死刑上罪加一等就是立即处决。
　　　　按刑部的复审意见，无非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上访户，脑子有些不正常，伸冤无门才做出过激行为。如果案犯一死，就一了百了，背后的秘密就会跟随消失。但稍有司法经验的人，不可能相信这样的解释，世上那样这么巧的事情，迅速将张差处死，难免让人觉得有人希望灭口。
　　　 　刑部主事王之寀对这样的结案深为怀疑，按理说郎中是司官，是主事的上司，上司如此下结论他没必要多管闲事。但那时候的官员中还真有这样较真的人。一天， 这位王大人在刑部大狱值班，私下里去讯问张差，几番言语往来，张差回答“不敢说”，王大人让跟随的人退走，留下两名吏员再讯问——当时还很讲办案程序，问 案和笔录必须有两个以上办案人员在场。张差便交待，他小名叫张五儿，被马三舅、李外父引荐见到一个宫内的太监，太监说事情要是办好了，给你几亩地。然后被 带到京城，进了一个大宅院，一太监让他吃了顿饭，然后让他冲进慈庆宫，遇到人就把他打死。于是给他一根枣木棍，领着他从厚载门走到东宫，趁机将守门人击 倒，但侍卫太多，就被抓住了。
　　　　这样一个审讯结果，仍然不太符合逻辑，如果真有宫内人指示张差谋害太子，准备不至于这样小儿科。王之寀将审讯结 果写成揭帖，请代理刑部尚书张问达上奏。——因为他级别太低，还没有直接上书皇帝的资格。并且建议将案犯押赴文华殿进行朝审，由九卿、给事中、御史和刑 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会审，以求真相。
　　　　王的奏折送入后，皇帝尚未批复，廷臣接二连三上奏折支持王之寀。这时候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认为王 的奏折荒谬，请求皇帝明示办案方针。朝廷再发文到蓟州，命令详查。当地知州戚延龄查询后，报告了案犯得疯癫病的原因：贵妃派太监在当地建佛寺，需要大量烧 制砖瓦，于是老百姓纷纷买薪草囤积赚钱，张差将田产变卖买了大量薪草，可有人嫉妒他偷偷地放火将其薪草焚烧，让他破产。愤怒的他受到了刺激，持着木棍进京 告状。
　　 　这个结论和郎中胡士相的复审意见差不多，加上这番地方政府的调查，完全可以结案。胡士相催促代理尚书张问达，就此写成结案意见，上呈皇帝。他们摸清了万历帝这位超级懒汉的习性，奏章十有八九不会批复，而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这个案子一拖，就会不了了之。
　　　　据理力争
　　　　那时，认真的官员不只王之采一人，刑部员外郎——副司长陆梦龙力争在奏报皇帝前，大家公审一次案犯，查出真相。陆员外郎的建议合情合理，张问达无法拒绝。于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共十三个司局，近二十名官员，一起公审案犯。
　　
　　那天，张差一点也没有表现出疯癫的样子，在刑具的震慑下，他画出进东宫的路线图，并交代案情，与王之采私下讯问的结果有所差异。据张差交代，在朝阳 门外刘成家的大宅院里，太监庞保、刘成养了他三年，送了金壶、银壶各一只，并让他打上宫门，打了小爷，便有吃有穿（小爷，是宫内太监对皇太子的称呼）。
　　　　此时，真相水落石出，这是一起典型的雇凶杀人未遂案，杀害的对象是皇位继承者太子。太监背后肯定有指使人，如果再查下去，顺藤摸瓜不是难事。于是，科道官员何士晋上奏折，将幕后人指向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而且暗示郑贵妃和此案有牵连。
　　　　如果一旦查实何士晋的判断是正确的，郑贵妃伙同外戚要谋害太子，万历帝再宠爱郑贵妃，恐怕也不好偏袒。
　　　　接到这份奏折的万历帝大怒，又不能明确惩罚何士晋，否则显得自己心虚，不久，找了一个理由，把他调到外地做官。
　　　 　此时，希望案子马上了结的，除了可能是幕后指使人的郑贵妃姐弟，还有皇帝和内阁大臣方从哲。郑贵妃姐弟的理由不需要解释，而皇帝除了偏爱郑贵妃和福王， 还有一个理由是，从稳定朝局的政治层面出发，这个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案子牵扯到太子、郑贵妃和皇帝，将太子和皇帝、郑贵妃的矛盾摆到明面上，将带来多大 的危机啊。大明最高当局可能会发生地震，以当时大明文臣党派林立、攻讦为常的习气来看，不知有多少人会利用这个案子兴风作浪，大明朝廷从此将永无宁日!
　　　　皇帝出面
　　　 　具体办案的一些中层官员，才不会去考虑这个层面的问题。他们只想索真相，求公道，尤其是谏官，就是靠这个博得声名的。案子到了这个地步，只能请求圣裁。 此时，皇帝犯难了，此番如此重大案件，关系到国脉，他再公开包庇郑贵妃，强行结案，也担心天下悠悠之口。于是，他先谕令郑贵妃老老实实做人。此时，郑贵妃 知道了厉害，乞求太子，说明自己毫无恶意。然后让当事人太子出马化解。万历帝亲自临幸慈宁宫，在皇太后灵位几案前召见太子，并让内阁大臣方从哲以及其他文 武百官，站在旁边作见证——万历帝久居深宫，此番走到台前，说明他是何等郑重。
　　　　皇帝拉着太子的手，说：“此儿很孝顺，朕十分喜欢，如果有别的意思，为何不早立别人呢？外臣心怀何意？动辄用流言离间朕父子。”
　　　　他还把太子生养的三个孩子叫到跟前，让各位大臣看，说：“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并要太子心里有什么话，当着群臣的面，全说出来，不要隐瞒。
　　　 　皇帝把话说到这里，太子马上表态：那个疯疯癫癫的案犯要马上处决，不能再拖。并对众大臣讲：“我们父子十分亲爱，外臣议论纷纷，只能成为无君之臣，也使 我成为不孝之子。”当事人都这么说了，案子哪还有继续追查的必要。皇帝谕示刑部，明确给案子的处理定调，说张差是个疯疯癫癫的奸徒，闯入东宫伤人，罪在不 赦，立即处决。太监庞保、刘成严加提审，明确定罪，不许牵连他人。
　　　　于是，张差被凌迟处死，两个太监在宫内用私刑处死。至此，一件意图谋害皇储的案件，就这样成了一个葫芦案。死的只是三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没有更多牵连。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大明朝一场大风波就这样消弭了。
　　梃击案和妖书案一样，真相让位于政治稳定。托克维尔曾说过，美国任何一个政治问题，最后会演变成司法问题。而在明朝的中国，司法问题往往如此演变成政治问 题，最终的解决方式遵循的不是司法模式而是中国式的政治手段。但这种稳定只能是暂时的，万历帝利用皇权强行平息下来，可在他死后，果然这案子一再被翻出 来，引发政局动荡。牺牲真相得来的政治稳定从来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稳定。

 一位手持木棍的男子，一位不受宠爱的太子；一个胡言乱语的凶徒，一桩不了了之的悬案，是胆大包天还是装疯卖傻？是狂性大发还是受人指使？明末的梃击案，不仅揭开了浓雾笼罩的宫闱一角，也让人们得以窥视在那个骨肉相残的年代中生存的残酷。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当曹植吟出这首《七步诗》的时候，不知他是否先知，不仅仅是他，历代君王的后裔，无时无刻不在明争暗斗中生存着。斗赢的，得到的不仅是锦绣江山，还有自己的性命；斗输的，失去的也不仅是锦绣江山，还有自己的性命。在深宫之中，兄弟父子，时刻都在以命相搏，而为此想出的招数既令人眼花缭乱，也让人瞠目口舌，明末的梃击案就是其中的一件。
　　明朝万历年间，立太子一事曾在朝廷内引起激烈的争论。由于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被认定为太后宫女王氏所生，所以不得宠；万历皇帝喜爱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郑贵妃曾与他暗自商量想立朱常洵为太子。但是国有国法，太子应立嫡子，无嫡则立长子，立朱常洵为太子的这个提议遭到朝臣的反对，于是万历皇帝就以各种借口拖延立太子的时间，最后皇太后干涉了此事，万历皇帝迫不得已，于万历29年（1601年）册立朱常洛为太子，但同时也封朱常洵为福王，赐洛阳为其藩国，这就是明末的太子之争。
　　朱常洛的太子当得并不舒服，他一面战战兢兢地唯恐被废，一面忍气吞声地禁闭深宫，原想着唯唯诺诺得以保周全，谁料到事情并不由他所愿。万历43年（1615年）五月的一个傍晚，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忽然闯入一个五大三粗的男子，他手持一根粗大的枣木棍，几下就打倒了守门的老太监，然后不由分说就直奔太子寝宫。贴身太监见阻拦不住，只能关闭大门，大声呼救。幸好宫里的侍卫们闻讯赶到，并与同时赶来的几个太监一起才将此男子擒获，交由东华门的守卫指挥使朱雄收监。朱常洛非常受惊，第二日就将此事禀明了万历皇帝，万历皇帝下令审讯。然而负责审问的“浙党”官吏以凶徒是个疯癫病人为由，草草结案。朝中一些郑贵妃的党羽也多次上书要求尽快处死凶徒，草草结案。朝中东林党大臣怀疑此事是郑贵妃所为，请求皇帝彻查此事。万里皇帝怕事情闹大，于是亲自来处理此案。皇太子朱常洛既不想得罪万历皇帝，也不想得罪郑贵妃，再加上自己也算逃脱了性命，于是也不想深究。最后万历皇帝处死了凶徒，草草结案，这就是“梃击案”的经过。
　　案发之后，万历皇帝命人对行凶的男子进行了审讯，此男子名叫张差，为一普通百姓，审讯的大臣先后上报的证词相去甚远，引起了朝中一些大臣的怀疑。而后来草草的定罪，认定张差就是一个疯癫之人，并想及早将张差问斩，更是使得保太子的一些大臣猜测不已。为了太子的安危，一部分大臣想彻查此案，其中有一位大臣亲自提审了张差，只见张差身体强壮，看起来并不像一个疯癫之人。于是支开狱卒，详细审问。开始张差不想说，也不敢说，后来大臣用饭菜引诱他，张差才开口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张差供认，在此之前，他曾受一个不知名的太监的委托，要他刺杀太子，太监承诺事成之后分给他几亩田地。后来，太监带他入太子宫，并要他见一个打杀一个，并承诺事后救他出去。
　　由此供词可知，张差行刺果然受到了宫中人的指使，行刺的目标是太子。审讯结果上奏朝廷后，朝臣都议论纷纷，大家猜测这件事的主谋一定是郑妃，而且与郑妃的父亲郑国泰也有莫大的关系。进一步调查之后，两名太监也得以曝光，他们就是郑妃的两个心腹太监庞保和刘成。由此看来，此事必然与郑贵妃有着莫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