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里余则成的历史原型是何人？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级别情报官；他到底是谁？

他是北伐先驱，保定军校高材生；他是白崇禧同窗，蒋介石校友；他是参谋奇才，曾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官拜陆军中将；他是“密使一号”，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级别情报官；他到底是谁？
他是真实历史中真实的潜伏者。
　　1949年2月，解放军攻克天津，余则成在天津陷落前被站长拽上了飞机，仓皇逃亡广州。在飞机上，两人被告知他们作为海峡筹备委员会成员将直飞台湾。余则成的故事到这里结束了。

　　从1949年起，台湾海峡成了一道真正的铁幕，中国大陆和台湾进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武装对峙。事关国家顶级机密，我们不知道双方到底有多少谍报人员在对方阵营里长期潜伏。余则成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他的故事在历史的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真实地上演着。
　　马场町的诗
　1950年6月10日，戒备森严的台北街头笼罩着一种恐怖肃杀的气氛。
　　青年公园水门外，马场町刑场，台湾宪兵南区分队的全副武装的宪兵押着四名五花大绑的犯人从车上下来。
　　四人被强令一字排开跪下，从左到右分别是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华东局特工朱谌之、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
　　时针指向16时30分，阴霾低垂，宪兵队长王才金一声令下，枪声齐响，四人同时向前扑倒，4名执刑宪兵趋前又各补了一枪，执刑完毕。
　　随后，当时的台湾名记者龚选舞来到行刑地，开始拍照，很快，这组照片就出现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这是蒋介石的命令：死要见尸。
　　究竟是什么让蒋介石如此震怒，竟要亲眼看见吴石被枪决后的现场照片才能解心头之恨？
　　吴石是中共特工不假，但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四年解放战争，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内部被中共谍报人员渗透得底儿掉，远有徐恩曾身边的“龙潭三杰”；近有胡宗南信任有加的熊向晖；官衔卑下者如“军统电讯台七人组”，位高权重者如国防部二厅厅长郭汝瑰；情报泄露乃至临战起义的事情早已屡见不鲜。其间被军统俘获的中共谍报人员也不在少数，但哪一个也没让蒋介石“钦定”死要见尸。
　　历史已经走过了整整六十年，我们无法揣知“委员长”当时的心境，但可以想见的是，当毛人凤呈上吴石的审讯记录时，蒋介石该是如何的寒气陡生，冷汗涔涔。一个自北伐起就追随国民党的老党员；一个保定军校毕业的桂系精英；一个曾在武汉会战期间蒙“委员长”垂询嘉奖，到台湾后又委以重任的参谋奇才，竟然是一个潜伏者。而且他竟然在所有人眼皮底下让“国防部”的地图跑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这张图上有整个台湾的军事部署。“委员长”的最后一点家底被通通透透的展示给了海峡对岸。

　　钱壮飞从徐恩曾的眼皮底下救走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时，蒋介石没有如此雷霆震怒，因为那时他觉得来日方长；熊向辉把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全盘计划呈送给毛泽东的时候，他仍然将看走眼的胡宗南带到台湾；但是，吴石拿走的是国民党的最后一点家当。“委员长”已经失去了中国这件器宇轩昂的衣裳，台湾就是他最后一条贴身的裤衩，他经不起再失去它。所以他要愤怒，他要枪毙这个潜伏在他身边的“密使一号”，并且死要见尸。
　　毛泽东书桌上的台湾战略防御图
　　1950年是中国统一大业进程中特殊的一年。
　　国民党残部刚刚撤至台湾，立足未稳：作战部队只有20万人，编制混乱、人心惶惶，还要分兵守备舟山、金门马祖和海南岛，台湾本岛防务十分虚弱；政府大员四散，孔祥熙、宋子文远走美国；杜鲁门政府则刻意与蒋介石政权保持距离。这一切让国民党政权内部充满“失败主义”情绪，曾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张道藩自叹：“我现在觉得一切事情都没有希望，既不能力挽狂澜，也只有暂求苟全生命。”
　　反观祖国大陆，人民解放军正有条不紊的清剿各地国民党残部和土匪武装。四年战火淬炼的解放军不仅数量上占据压倒优势，其装备水平，作战能力亦空前强悍。此消彼长，不能不说1950年前后正是解放台湾的大好时机。

他是北伐先驱，保定军校高材生；他是白崇禧同窗，蒋介石校友；他是参谋奇才，曾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官拜陆军中将；他是“密使一号”，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级别情报官；他到底是谁？

他是真实历史中真实的潜伏者。
　　1949年2月，解放军攻克天津，余则成在天津陷落前被站长拽上了飞机，仓皇逃亡广州。在飞机上，两人被告知他们作为海峡筹备委员会成员将直飞台湾。余则成的故事到这里结束了。
　　从1949年起，台湾海峡成了一道真正的铁幕，中国大陆和台湾进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武装对峙。事关国家顶级机密，我们不知道双方到底有多少谍报人员在对方阵营里长期潜伏。余则成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他的故事在历史的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真实地上演着。
　　马场町的诗
　1950年6月10日，戒备森严的台北街头笼罩着一种恐怖肃杀的气氛。
　　青年公园水门外，马场町刑场，台湾宪兵南区分队的全副武装的宪兵押着四名五花大绑的犯人从车上下来。
　　四人被强令一字排开跪下，从左到右分别是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华东局特工朱谌之、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
　　时针指向16时30分，阴霾低垂，宪兵队长王才金一声令下，枪声齐响，四人同时向前扑倒，4名执刑宪兵趋前又各补了一枪，执刑完毕。
　　随后，当时的台湾名记者龚选舞来到行刑地，开始拍照，很快，这组照片就出现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这是蒋介石的命令：死要见尸。
　　究竟是什么让蒋介石如此震怒，竟要亲眼看见吴石被枪决后的现场照片才能解心头之恨？
　　吴石是中共特工不假，但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四年解放战争，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内部被中共谍报人员渗透得底儿掉，远有徐恩曾身边的“龙潭三杰”；近有胡宗南信任有加的熊向晖；官衔卑下者如“军统电讯台七人组”，位高权重者如国防部二厅厅长郭汝瑰；情报泄露乃至临战起义的事情早已屡见不鲜。其间被军统俘获的中共谍报人员也不在少数，但哪一个也没让蒋介石“钦定”死要见尸。
　　历史已经走过了整整六十年，我们无法揣知“委员长”当时的心境，但可以想见的是，当毛人凤呈上吴石的审讯记录时，蒋介石该是如何的寒气陡生，冷汗涔涔。一个自北伐起就追随国民党的老党员；一个保定军校毕业的桂系精英；一个曾在武汉会战期间蒙“委员长”垂询嘉奖，到台湾后又委以重任的参谋奇才，竟然是一个潜伏者。而且他竟然在所有人眼皮底下让“国防部”的地图跑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这张图上有整个台湾的军事部署。“委员长”的最后一点家底被通通透透的展示给了海峡对岸。
　　钱壮飞从徐恩曾的眼皮底下救走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时，蒋介石没有如此雷霆震怒，因为那时他觉得来日方长；熊向辉把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全盘计划呈送给毛泽东的时候，他仍然将看走眼的胡宗南带到台湾；但是，吴石拿走的是国民党的最后一点家当。“委员长”已经失去了中国这件器宇轩昂的衣裳，台湾就是他最后一条贴身的裤衩，他经不起再失去它。所以他要愤怒，他要枪毙这个潜伏在他身边的“密使一号”，并且死要见尸。
　　毛泽东书桌上的台湾战略防御图
　　1950年是中国统一大业进程中特殊的一年。
　　国民党残部刚刚撤至台湾，立足未稳：作战部队只有20万人，编制混乱、人心惶惶，还要分兵守备舟山、金门马祖和海南岛，台湾本岛防务十分虚弱；政府大员四散，孔祥熙、宋子文远走美国；杜鲁门政府则刻意与蒋介石政权保持距离。这一切让国民党政权内部充满“失败主义”情绪，曾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张道藩自叹：“我现在觉得一切事情都没有希望，既不能力挽狂澜，也只有暂求苟全生命。”
　　反观祖国大陆，人民解放军正有条不紊的清剿各地国民党残部和土匪武装。四年战火淬炼的解放军不仅数量上占据压倒优势，其装备水平，作战能力亦空前强悍。此消彼长，不能不说1950年前后正是解放台湾的大好时机。

　可以想见，吴石提供的这批情报在粟裕大将制定攻台作战计划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假如，只是假如，没有1950年6月23日朝鲜战争的爆发，没有随之而来的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解放军的渡海一旦发动，我们可以设想那将是怎样一幅摧枯拉朽的景象。
　　只是，历史在1950年拐了一个弯，吴石用生命换来的绝密军情没能发挥它应当发挥的作用。
　　日本陆大第一名
　　吴石，字虞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8月生于闽县螺洲吴厝村(今福州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螺洲镇是清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的故乡，读书风气极为浓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陈宝琛将自家小斋为公学，聘吴石的父亲为汉文主讲。8岁的吴石便随父入学作旁听生，“记忆力之强，遂震惊侪辈。”宣统三年(1911年)福州于山起义成功，开智学校首倡组织北伐学生军，18岁的吴石毅然报名参加。
　　北伐学生军解散后，吴石改入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结业后被保送入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中有后为国民党国防部长的白崇禧，也有投奔共产党的张治中。民国5年(1916年)12月毕业考试，与试者八百余人，吴石名列第一。1929年，吴石以福建省军事参谋处处长的身份，受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指派，东渡日本留学，先在炮兵专门学校，翌年考入日本陆军大学。他在《自传》里说：“此后三年在校，片刻不懈”，“至于所作之战术案，日教官颇重视，常付印分送，并命余登台讲述。参谋本部分派留日学生，以余为最有心得之一人。”毕业成绩也都名列榜首，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1934年，吴石刚从日本回国，即参加参谋部第三所的一个研究日本及收集情报的机构。他利用日本的书报杂志，又托留日士官生猎取各种材料，加以整理研究，历时3载，编成《日本作战之判断》及有关材料十余种，名为《参二室蓝皮本》。至“八·一三”抗战，“日军一切兵力部署及攻击指向，悉如蓝皮本所判断，即是开战以来，敌人之兵力番号与编制，亦无一不相符。”《参二室蓝皮本》一时间“洛阳纸贵”。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还特地每周召见吴石一次，广为咨询，深为嘉许。
　　吴石虽长期在参谋本部任职，但抗战期间却也有过临危请命，跃马横戈的战场功勋。1940年底，吴石获好友白崇禧推荐担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后，获悉日寇开始撤退，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不在柳州。军情如火，吴石未及请示，乃作追击部署，并亲临前线指指挥，结果大获胜利。此外他还亲自部署了桂柳大会战和中越边境保卫战，指挥少数的长官部直属部队，抗击日寇南下大军和从越南北上侵犯中越边境的日军，以固守反击战术跟敌人作殊死搏斗，确保广西龙州至靖西岳圩中越边境广大地区不被染指。
　　纵观吴石军旅生涯，实为一参谋奇才，他长于搜集资料、筹划作战、培养军事人才、著述军事书籍。《兵学辞典》、《孙子兵法简编》、《克劳什维兹兵法研究》、《左传兵法》、《历朝武学集解》、《抗日新战法》、《新国防论》、《战史旅行实录》、《参谋业务》等皆出自他的手笔。如果不是出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和那样一个中国，以其天资勤奋，难保不会成为一代兵学大家。
　　潜伏之路
　　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位弄到了台湾国民党军最高级别军事情报并且得到毛泽东亲笔赠诗的谍报英雄，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充满危险的潜伏之路的。
　　有资料说，吴石是“民联”成员(“民联”后改为“民革”)，还有人说，吴石是周恩来早年发展的秘密党员。但是这些说法似乎都没有史实相佐证。吴石直到在马场町就义时也仍然是国民党员。按照李资生的回忆(“吴石案”承办人，1950年4月8日，李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发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始末)：“吴次长自承向共党靠拢的时机是在1949年的2月间.....。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局势是非常混乱的，大家都认为共产党一定会成功，他自己也有这种想法。1949年4、5月间吴石在沪与中共华东局干部刘栋平会面，刘希望吴能提供军事情报，不过不久解放军旋即渡长江，吴赴福建就任绥靖公署副主任，与中共失去联系。然而，解放军很快就席卷整个东南沿海，吴转香港来台，在香港时又与刘栋平取得联络，同意来台后收集军事情报。”

　李资生的回忆勾勒出吴石成为潜伏者的大致经过，但失之肤浅。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如此巨大的信仰转变绝非朝夕可成。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用一个经典的合成单词总结出一个人背叛自己祖国或组织的理由——MICE——金钱(Money)、思想意识(Ideology)、良心(Conscience)和自负(Ego)。对于吴石的转变，金钱绝不是理由；自负呢，也许，毕竟吴石自幼聪颖过人，一生怀才不遇。他也的确曾向同乡好友吴仲禧(吴石的保定军校同学，共产党员，解放军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抱怨过国民党无能，军队屡战屡败，“陈诚只受过中级军事教育却委以重任，提拔之快中外罕见.....。陈诚独断独行，像保卫武汉这样的大作战计划，连白健生(白崇禧)也没有参加讨论过。汤恩伯、刘峙也是屡战屡败，屡败屡升”。感叹自己钻研军事20余年，著述颇丰，却始终不得重用，无缘报效国家，连最赏识他的白崇禧也不肯给他实权。概因自己专心学术，不会逢迎拍马、官场应酬。
　　但是，单纯的自负还不足以促使吴石完成从国民党高级将领到中共特工的转变。毕竟，蒋介石逃台后已经委吴石以重任，引入军队最高决策圈。如同余则成因爱上左兰而靠拢共产党，最终却因信仰而坚持一样；吴石选择成为潜伏者恐怕更多的源自那个I(思想意识)。据吴仲禧回忆，吴石对共产党人向有好感，“他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有过交往。他特别欣赏《论持久战》，认为是了不起的著作，恐怕国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甚至建议白崇禧印发给各战区部队长阅读。我向他叙述我在北伐战争中接触过的叶挺、蒋先云等共产党员的事迹，介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都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和赞誉。”
　　吴石身边的好友对他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前面提到的吴仲禧抗战期间就已加入中共，而吴石忘年好友，蒋政府立法委员何遂亦与中共关系密切，何家三子一女一媳(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儿何嘉，媳缪希霞)均为中共地下党员。何康更曾做到新中国农业部长。“七·七事变”爆发后，正是何遂把吴石介绍给了给了周恩来等中共代表。
　　抗战结束后，吴石奉调南京，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并受吴仲禧之托，协助他调任国防部监察局监察官。这期间，吴仲禧有时住在吴石家，吴石逐渐觉察到吴仲禧在进行秘密活动，但一直取默许态度。
1947-1948年间，吴石开始主动创造条件，协助吴仲禧取得军事情报。据吴仲禧回忆，1948年夏天，他以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身份派往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当时正值淮海战役的前夕，他在香港接受了潘汉年的指示：尽力收集情报。吴石为他的徐州之行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吴石亲自给以前的学生，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写信要求对方关照吴仲禧。到徐州后，吴仲禧在李树正不知情的“帮助”下搞到了“淮海战场形势图”，随后便称病回南京，转道上海将所获情报与潘汉年。事后，吴仲禧说：“这次任务，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介绍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此外，吴石还让“华中剿匪指挥部”情报科长胡宗宪多送一份《敌我双方兵力位置图》给吴仲禧参考，又按何遂的意见，动员林遵率舰起义。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将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吴石当时已经得悉自己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下定决心待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所以才力主将这批机要档案转到福州。5月，台湾方面来电催促，吴石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搪塞，仅以百余箱资料、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先运台湾。第二天，他又下达“死命令”，当晚便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吴的挚友)作好交代。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保存无损的298箱8大类6800余卷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在福州期间的吴石已经与香港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了直接联系。谢筱成为他的直接联络人，从吴石那里得到的情报，通过时任福建省议长丁超伍家中的秘密电台送给党中央。1949年7月，吴石再赴香港在九龙佐顿饭店找到吴仲禧，呈交两份材料给中共华南分局，一份是国民党部队留存西北各地的部队番号、驻地、部队长姓名、兵力和配备、准备整编的计划等。另一份是国民党部队在长江以南各省的部队建制和兵力。这时已有消息说，吴石要调台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仲禧劝他说，到台湾是否有把握？如果没有把握可以转赴解放区。吴石则坚决表示：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早已不想跟它走了，只是自己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还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一同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请吴仲禧在必要时给予照顾。
　　8月16日，福州解放前一天，吴石从香港转道去了台湾。
　　忠诚与背叛
　　最坚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最成功的潜伏者往往因叛徒的出卖而暴露。
　　作为潜伏者，吴石有着完美的身份掩护，虽在抗战前后及其解放战争末期与中共有过接触，但从未引起怀疑。来到台湾后，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不仅使他得以进入国民党军最高决策层，更为他的潜伏增加了安全系数。军队最高决策层成员是敌对方的间谍，这即使在最具怀疑精神的反间谍人员心中也着实难以想象。正因为如此，朱谌之在台期间与吴石前后秘会6次，从未被发现，从吴石到朱谌之到基隆码头的秘密交通员再到香港至内地，这条情报链一直安全无恙。
　　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台湾工委，也就是朱谌之-吴石这条情报链相平行的另一条情报线路。
　　朱谌之来台后，同时与吴石和接受中共华东局领导的台湾工委取得了联系，而且，她与吴石的联络也是蔡孝干引荐和安排的。但是，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干被国民党军警逮捕，供出蔡的是台湾工委委员陈泽民。
　　蔡孝干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湾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受中共中央委派，以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身份前往台湾发展党组织。令人意外的是，蔡孝干居然在被捕后一周就彻底叛变，造成其它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地下党人被捕，情况极为惨烈，供出名字者活命，坚不吐露者则送往马场町刑场。
　　而此时的朱谌之对“老郑”的被捕毫不知情。1950年2月2日，已接到上级指示准备返港的朱谌之却意外的见到了吴石的副官聂曦。聂曦的紧急约见已经违反常规，而他给朱谌之带来的更是晴天霹雳：“那个化名“老郑”的地下党工委书记，已于一周前被保密局抓获。现在，他已全面招供……当局随时都可能对你下手。情况万分紧急，你必须立即转移！”
　　风云突变，朱谌之迅速离开住所，按吴石的建议转移到了阿里山大酒店。临走前只来得及给女儿、女婿留下一张字条。
　　此时，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被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在4日飞往舟山群岛(当时仍为国民党军占据)定海机场。2月4日傍晚，朱谌之拿着吴石冒险签发的一张《特别通行证》，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准备伺机乘船前往上海。
　　与此同时，吴石的身份也暴露了。
　　保密局从蔡孝干的笔记本上查到了吴石的名字。蔡孝干也供出了吴石曾与朱谌之秘密会见多次。毛人凤不敢怠慢，立即呈报蒋介石。蒋遂立即令参谋总长周至柔马上逮捕吴石。在搜查吴宅的过程中，查到了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的《特别通行证》。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谌之的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最后定了罪。
　　2月18日，朱谌之在定海被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和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舟山防卫部稽查处处长庄心田逮捕，此时她离祖国大陆只有一步之遥。在舟山沈家门羁押时，朱谌之从皮衣夹缝中剥出金链、金镯，分4次把有2两多重的黄金吞服，但最终自杀未果，被解回台湾，与吴石一同受审。

命运似乎跟吴石开了个大玩笑。他作为“根红苗正”的国民党员在晚年改变了自己的信仰，自接受潜伏使命至壮烈牺牲，始终忠贞不二。而参加革命二十余年，历经长征的艰难困苦未曾退缩的老红军蔡孝干却选择了背叛。
　　“深海”归来
　　假如没有蔡孝干的叛变投敌，吴石的潜伏生涯还将继续下去，以他的光鲜身份，耀眼头衔以及在台短短一年间搞到的情报，或许他会成为史上最成功的潜伏者，真正的“深海”。
　　1973年，为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周总理力排众议，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而与吴石一同就义的陈宝仓中将(亦为保定军校毕业，受李济深委派前往台湾潜伏)的骨灰从台湾通过教会人士转道香港运至北京，毛主席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1953年陈宝仓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李济深主祭，宣读了长篇祭文。
　　1975年底，周总理在弥留之际，仍然放心不下“台湾的朋友”，交待罗青长。一方面，要他们继续关心曾经为国共合作做出过贡献的“老朋友”(如张学良)；另一方面，要为在台湾牺牲的革命人士恢复名誉，妥善处理后事(如吴石)。
　　2000年，“深海”终于回到了祖国大陆。吴石将军的子女将他和妻子王碧奎的遗骸奉回大陆，安葬在京郊福田公墓。此时，距离他就义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