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村官巨贪1.5亿 巨贪村官刘大伟后台是谁 刘大伟简历 18年私吞1.5亿被抓获村民横幅庆祝

　　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有一个“赵处长”，在短短4年内就贪污受贿2亿多元，成为“小官大贪”的典型。现实中，有一名村干部，在18年里将村集体资产通过各种渠道转移、侵吞，变为私有，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此人就是安徽淮北市烈山村党委原书记刘大伟。出逃美国的刘大伟归国被抓后，好多村民放炮庆祝。（《安徽商报》5月8日）

 烈山村原党委书记刘大伟

　　今天(5月8日)有媒体报道说，在安徽省淮北市烈山村，有一名“巨贪村官”，据检方起诉认定，在18年的时间里，这名村官将村集体资产通过各种渠道转移、侵吞，变为私有，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

　　小官大贪，村官巨贪，这种故事已不鲜见。淮北市烈山村的巨贪村官，不过是为已有的故事又新增一个案例而已。但是，这些案例累积起来之后，却可让人们领教这些贪官大贪巨贪的本事因何而生。上述这个巨贪村官，在18年的时间里贪了1.5亿，这个数额在已被查处的贪官里不算惊人，这种贪腐的速度在已被曝光的贪官里也不算最快。18年，1.5亿，正是这样的贪腐效率，让这个贪腐故事如同一个个慢镜头的组合，向人们真切地展现了贪官的能耐究竟因何而生。

　　这个巨贪村官名刘大伟，据说原本甚至都不是烈山村人。但就是这个通过联姻而至的外来户，在老一辈的人印象里，却是个特别“会来事”的人。当然，这里所谓“会来事”，并非是对普通村民“会来事”，而是“受到了领导的重视”的“会来事”。有了“领导的重视”，才有“后来他一步步往上爬，当上了友谊二矿的矿长，后来又当上了村委委员、村党委副书记、村党委书记”。

　　在已有的贪官档案里，许多贪官，尤其是市、县以下的贪官都有领衔乃至亲自上手拆迁的经历。刘大伟也是其中之一。通过拆迁，只要够狠——用狠心下狠手，就可以方便快捷地累积资本，既可自留，也可上贡；既可通过上贡为今后仕途铺垫好台阶，也可通过上贡平息拆迁带来的负面影响。明乎此，才可知道为什么有的贪官不惜让百姓家破人亡，也要绝决拆房毁屋的原因。

　　上述报道称，“刘大伟从矿长升到村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在两次拆迁过程中的表现‘优异’。在上级领导眼中，他能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拆迁工作。而在老百姓眼中，却是另一种模样，按照村民们的说法，当年他是‘暴力拆迁’”。“正是如此，刘大伟成了上级领导眼中的‘能人’，对他继续委以重任”。而就对这个“上级领导眼中的‘能人’”，“我们老百姓满肚子怨恨，但没有人敢说，就是因为他手段硬，谁不听话就治谁，甚至还指使社会人员打人”。

　　至此，问题不是再清楚不过了么？什么“会来事”，什么“能人”，什么“优异”，其实都是因为“领导的重视”，都是因为他是“上级领导眼中的‘能人’”。18年里，刘大伟把集体煤矿变成自家的“自留地”，“把矿厂几个关键的岗位，都安排了自己人管理”，“每年，刘大伟只给村里上缴很少一部分资金，而剩下的资金怎么处理，可以说全都由他说了算”。也是在这18年里，刘大伟“将大部分资产转移到妻子名下，并安排妻子前往海外生活”，“在南京、上海、美国等地都购置了多套房产，他的儿子、儿媳以及其他亲戚名下，都有多套房产”……

　　18年时间不短。刘大伟在18年里步步高升，日富一日，飞扬跋扈，作恶多端。那么，成就刘大伟如此“伟业”的“贵人”究竟是谁、是哪些人呢？这期间，难道没有一个“上级领导”发现刘大伟的问题么？难道没有一个“上级领导”听到过百姓的访告么？难道没有一个“上级领导”听到过百姓的访告而产生要核实一下访告内容的真假的念头么？如果没有，那么这样的“上级领导”究竟是怎么领、如何导的呢？如此领导，尽到了领导的责任了么？

　　一个村书记，居然能够贪腐侵占集体资产1.5亿元，“胃口”够大，也够“能干”的。在朋友圈留言和网友跟帖中竟然不乏艳羡者。是人们已经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了吗？难道公众对于类似的“大官大贪”“小官巨贪”已经失去了新鲜感，只剩下了对金额的好奇？

　　当然不是。无论“大贪”还是“小贪”，其所侵占的都是民脂民膏、公共利益，要说公众不在乎、不愤怒，显然是说不过去的。问题是，愤怒之余，公众更关心的是，为什么一个小小村官可以在18年里蚕食鲸吞1.5亿元却无人过问？各类监管制度、约束机制、举报渠道为什么统统失灵，直到刘大伟赚了个脑满肠肥，在安徽省委第五巡视组的介入之下才捅破了这个脓疮？

　　所有的问号，其实都可归结为一句话：负责监管的“上级”去哪了？

　　刘大伟一开始担任村集体企业友谊二矿矿长，他大肆侵占公共利益就此开始。刘大伟不仅是一名村干部，还是一名标准的商人。他之所以有能力私吞巨款，跟村企业的营利能力是分不开的。即便是集体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也有责任对其实施监督管理，“企业厂长（经理）侵犯职工合法权益，情节严重的，由企业所有者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集体企业何以成了管理者自家的“摇钱树”？

　　刘大伟把村集体的矿装进自己的口袋，疯狂聚敛，就算上级一时不知情，也不至于闭目塞听18年之久。报道说，刘大伟后来担任了村书记，据说是因为落实上级拆迁任务时手段强硬，那么，除了“拆迁给力”之外，有没有利益输送的问题？

　　这些问题，随着刘大伟的落网，以及司法程序的展开，应得到解答。既要调查审理清楚刘大伟本人的贪腐问题，也要调查清楚刘大伟依附的利益链条；既要严厉惩治侵吞集体资产的村书记，也要铲除造就刘大伟的土壤。

　　从常识看，一个小小的村官，即便再强势、再蛮霸，若想做到“一手遮天”，往往也难乎其难。除了老百姓的举报，任何一个上级部门的介入，都将形成强大的压力。反之，如果这些对刘大伟都构不成威胁，甚至其主导的友谊二矿与上级相处甚欢，恐怕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头上有顶保护伞。

　　这一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些地方在基层治理方面仍存在巨大问题。一方面，掌握资本的人为所欲为，并染指基层政权；另一方面，监管者充耳不闻。这些均会导致基层组织出现“黑恶化”的倾向，阻碍民众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至少在淮北市烈山村，已经出现了基层治理生态的严重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