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山西的山是指]隔着什么山？《来自大槐树》——迁民姓氏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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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

山东山西的山是指太行山，以它为界命名。

惠金义新华社高级记者

山西，这个多山之省，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做出诸多重大贡献，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屯田是其中之一。这场巨大的人口工程，其持续时间、移民规模、影响深远在移民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但由于正史上对它的记录支离破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有引起学者的注目。清末、民国初年，一些在山东、河南等地做官的洪洞人景大启、刘子林、贺柏寿等，亲身感受到洪洞大槐树移民影响之大，“声噪于直、鲁、燕、豫人之口”。当地人知道他们是洪洞人，都称“洪洞是老家，先祖明时迁来”，倍感亲切，受到热情招待。于是他们在外募集资金，回到洪洞，修建大槐树遗址，才有了这个纪念地。可喜的是民间涌现出一批研究者，他们自筹资金，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坚持不懈，接触了大量家谱、地方志、碑刻，访问了许多村庄，写出了不少专著，黄泽岭先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由于专业与业余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才走出“雾朦胧”状态，大体看清了它的全貌，对它的意义认识逐渐加深。其实，仅从现在发现的官方和民间史料分析，可以断定，这场移民为中原地区惨败的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为明王朝政权的巩固起了决定性作用。从人口角度看，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繁荣昌盛做出了特殊贡献。

移民的缘起

元末，自然灾害频繁。有文献记载水旱灾害：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这些灾害使庄稼颗粒无收，加上元末官场腐败，赋重政繁，饥民得不到抚恤，造成农民流离失所。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军与元朝统治集团之间的战争、统治集团内讧引发的战争、农民军之间的兼并战争，互相交织，攻城夺地，异常惨烈，长达17年之久，造成中原人十亡七八，正像一些文学作品描写“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凄凉悲惨景象。

而与河南、河北相邻的山西却是另一番景象。从金、元以来，山西一直是北方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地区，元末战乱中，山西没有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自然灾害也少，没有像黄淮决口、泛滥那样的水患。没有大旱灾、大蝗灾。与中原地区相比，气候条件还算较好，社会秩序比较安定。特别是晋南平阳府及泽、沁、潞、辽等州，农业生产没有受到破坏，人口继续增加。再加上邻省难民的大量涌入，人口急剧膨胀，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现象。

在这种局面下，刚刚建立新政权的朱元璋及朝廷大员、地方官员认识是一致的：当务之急是“田野辟、人口增”，做出了从人多地少的“窄乡”移民到中原人少地多的“宽乡”屯田的决策，并逐步完善了相关政策。从民间家谱看，洪武元年就拉开了移民的序幕。有学者认为，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前，西北边疆很不安宁，朱元璋还得用兵打仗，扫除元的残余势力。这期间的移民在北方主要是迁返流民、迁移边民和归降的蒙古兵民，同时鼓励地方政府招募山西无地农民到周边省开垦荒地。洪武二十一年，元朝宗室四大王投降，边患平息。户部郎中刘九皋提出从山东、山西移民到“宽闲之地”屯田的建议，朱元璋认为：“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否定了从山东移民的建议，进一步肯定了从山西移民的决策。从此，中央政府级的山西移民节奏加快，规模扩大，动辄就是万人大迁移。当年八月，就将泽、潞二州的无田农民迁往彰德（治所今河南安阳）、真定（治所今河北正定）、临清（治所今山东临清）、归德（治所今河南商丘）、太康（今河南太康县）等地。

明初，移民持续时间那么长，还有一个原因是朱元璋死后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大战，造成了河北东南部、河南东部、山东的西北部、安徽北部、淮河北部这块东西广六七百里、南北长近千里的土地上人口剧减，所以朱棣南京登基后，再次向这些地区移民填补。

移民来自全省71个县

“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有人面对这首带有苦涩味的民谣，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个村能移出那么多民吗？一个县能移出那么多民吗？这个问题提得对，其实，明初那场持续50年的移民，并非移的一村一县之民，而是全省之民。大槐树并非村名，而是移民集散地。大槐树移民是有计划、有组织、有政策的官方行为。移民开始，先是遣返流民，招募山西无地之民。尽管有优惠政策，诸如走时发川资、到目的地当地政府发给种子与耕牛及农具、免除三年的赋税等，但多数人还是不愿背井离乡，自愿应募者少，于是朝廷施行征集强迁，甚至用诱骗的办法。办公机构设在交通便利的平阳府洪洞县城北二里的广济寺，办理移民手续，发放凭证川资。寺院紧靠南北大道，道旁有一株汉代古槐，树身数围，树冠很大，蔽荫数亩，是移民的集会、集散之所。一批批被征集的移民在这里集合，办完手续后，又从这里出发，被军人押解到指定的地方。大槐树上的枝枝杈杈筑有许许多多的鹳鸟窝，鹳鸟时起时落，鸣叫飞翔。这一奇观，给移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迁移是辛酸的，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看不到前景，逃亡现象时有发生。为了防止逃跑，军人往往把移民两手向后反绑起来，连成一串行走，要大小便时，押送人员才将绳索解开，到目的地要走十天、二十天，甚至一个月，时间长了，解手的次数多了，“解手”就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保留至今。

移民绝大多数是底层贫民，既无社会地位，又缺文化技能，既无显赫的祖先和高贵的门第值得炫耀，又无文字记载故乡家世的能力，老来思乡之情日重，给子孙们只能讲述他印象最深的洪洞县大槐树、鹳鸟窝的情景了，并情深意切地称为老鹳窝。口口相传，数代之后，等到他们的子孙繁衍成体面的大家族时，再要追溯清楚祖宗迁出山西时的村落、世系已不可能。所以，只能以洪洞县大槐树老鹳窝为故乡了，有的甚至把“老鹳窝”就当作家乡的村名写在家谱里。山西洪洞大槐树就成了明初山西移民的总代名词，成为移民后裔心灵上的“根”。

明初移民，正史记载只有18次，洪武年间9次，建文、永乐年间9次，其实，从洪武年开始，移民年年都在进行。移民主要来自平阳府的28县，潞安府的8县，汾州府的7县，泽州的4县，沁州的2县，辽州的2县，也有太原府的20多县。明时，山西省辖79县，先后有71个县参加了移民，可以说牵动了全省。最大的一次军屯移民就牵动了70个县。那是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从山西征丁至北部大同一带和相邻的内蒙古南部建立16卫。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去山西传达他的旨意，同时派出开国公常升、定远候王弼等十一侯、陈俊十都督和指挥李茂之，分别征平阳、太原等府州，“阅民户四丁以上者，籍其为一军，捐其徭役，分隶各卫。”每卫5600人，16卫要征集89600人，洪武二十四年，除大同府（这次征兵安置地区）以外的山西全省的登记户口为619291户，要在其中找到9万户“四丁以上“的大家族谈何容易。正因为预见到了这次征集的艰巨性，才派出了如此多的高官，组成如此强大的阵容。两个月之后，冯胜等回京复命，汇报说这些兵源选自山西70个州县，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将16卫建成。

山西明初有多少人口移出多少移向哪里

山西元末有多少人口，50年间移出多少人，官方没有统计数字。综合一些专家的研究推算，元末明初，山西人口在600万人以上，移出的人口在300万以上。这个推断，主要根据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统计数字，这是明实行黄册制度后的第一次官方统计数字。数字显示，河北总人口189.3万，河南总人口189.1万，山西总人口403.4万，比两省总和还多25万人。这是移民进行了14年的数字。河北、河南人口数字里包含着从山西迁来的移民。元朝社会稳定期，河南人口为81万，因元末战乱与灾荒，人口减半，约40万左右。洪武十四年，人口达到189.1万，人口自然增长一些，但不会多，主要靠山西移民填充。郑发展先生在《中州学刊》上发表文章推断，洪武年初，山西人口移民河南规模在100万至150万之间。可见189.1万中应有140万是山西移民。这样大的移民规模还不能满足需要，有的县人口还在500户以下，之后继续向山西招募无田之户。河北的189.3万中有多少山西移民，有专家推算为34.5万人，主要分布在北平南广平和大名两府，保定、河间两府有少量分布。建文、永乐年间，又有9次从山西移民，充实北平各府州县，有两次明确记载为“万户”。

山东在历史上是人口稠密与经济发达地区。纵然经过元末的战乱，人口密度仍是河南及河北省的1.5倍，本应是人口的迁出区，却变成了移民的接纳区，其原因是人口分布不均，呈东密西疏的格局。洪武后期，东昌府等西北地区接纳了东部登、莱、青三州移民，但数量少，更多的是接纳了山西移民。“靖难之役”后，继续接收移民。有专家统计，洪武年间，山东接收的184万民籍移民中，来自山西的移民最多，达到121万，占移民总数的66%，移到济南府、兖州府、东昌府、德州府、莱州府等地。民间家谱记载有大量流民迁于鲁西、鲁西北、鲁西南。有学者根据官方与民间记载推算，分布在东昌府11.18万、兖州西部50万、青州9万、济南府24.5万，胶东半岛军籍人口、民籍人口，山西人也占相当数量。

江苏徐州府和安徽凤阳府也接收山西移民，徐州府4万，丰县、沛县、单县、金乡等县移民人口占全县人口一半以上。

随着黄淮流域人口的不断流动，大槐树移民的后裔扩散到全国许多地方。上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考证，洪洞县大槐树移民分布在11个省（市）的227个县，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地方志和家谱中的记载。21世纪初，有学者著文大槐树移民分布在500多个县，河南106县，北京、天津、河北129县，山东92，江苏、安徽、湖南、湖北62县，陕、甘、宁51县，山西34县，辽宁11县，内蒙8县，吉林3县，黑龙江3县，广西1县。为什么移民的县越来越多？除了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再迁移，还混杂了永乐之后因灾荒产生的山西流民的后裔。《洪洞县志》说：“明正统时（公元1436～1449年）从山西流至南阳者十余万。”明政府派遣官员抚恤，就地安置。像这些饥民的后裔也称祖先是洪洞大槐树移民。

移民后裔到底有多少人

明初社会稳定，全国人口增加很快，但户口统计数字不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统计，全国人口增加到1605.2860万户，6054.5812万人。与元代全盛时期相比，户增加了440多万，人口增加近700万。其中移民地区是人口增加最快的地区之一。到明崇祯初年，全国人口有多少，说法不一，多数学者看法是一亿多。明末的战乱，人口大量减少，清初降至9200万至一亿之间。康、雍、乾时期，社会稳定，再加上高产作物玉米、土豆、红薯传入中国，粮食品种增多，产量增加，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增强，人口迅速稳定发展，到清末人口达到4亿。有人问，明初50年间，从山西移民300万以上，经过600年的繁衍生息，现在全国13亿人口中，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有多少人？这个数字很难统计，只能是个推算数字。请看看移民主要地区的人口情况，大体可以得出个结论。

河南是接纳山西人口最多的地区，元末人口约40万，到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移山西民约140万，以后继续接收山西移民。如南阳府裕州，洪武二十四年只有824户，4802人，由于招募接收山西泽、潞移民，到了永乐十年，人口达到2161户，12324人。20年间，户增2.62倍，人增2.56倍。又如卫辉府，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人口也很稀少，所辖汲县、胙城、新乡、获嘉、辉县、淇县等6县只有15341户，101544人。通过移山西之民，至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6县人口均有明显增加，达到27465户，162480人。其中，辉县增加幅度最大，由2392户，15298人，增加到6143户，38479人。整个河南地区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到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的110年间，人口虽有起伏，总的是增加趋势，达到436万人，增加了244.7万人，是洪武十四年的一倍多。到崇祯初年达到500万人，明末战乱中大量减少，清初周边省人口流入，康熙年间增至700万。当今河南158个县（区）、市，人口达到9700万，其中106个集中分布着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人口应在4000万左右。

山东通过接收移民，人口也迅速增加，据洪武二十六年统计，人口已达753894户，5255876人。“靖难”之时，人口损失大。永乐年间，通过继续接收移民，荒僻之地出现了一座座村庄，人口迅速恢复，到了弘治四年，人口达到770555户，6759675人。崇祯初年，为2500万人，战乱中死亡、逃亡严重，康熙初年减少至1000万人，以后迅速回升。当今山东有139个县（区）、市，8800多万人口，其中92个分布着大槐树移民后裔。据腾县等地名办公室调查，鲁西、鲁西北、鲁西南地区最为集中，鲁西南的村庄几乎一多半是明代移民建立的。腾县（今腾州市）有1223个自然村，明代建村的有687个，占村庄总数的54.3%。曹县共有自然村2776个，属明代移民建村的多达1606个，占村庄的57%。嘉祥全县现有782个自然村，明移民立村就有530个，占总村庄的69%。据此推断，大槐树移民后裔占山东人口的三分之一，当在2900万至3000万之间。

河北也是如此。山西移民有的在旧有村庄与原村民杂居，有的另行择地，占产成村。有专家统计，现在河北、北京、天津三地208个县（区）、市，129个有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河北地区接收山西移民也较早，地方史料记载，洪武三年始，平山县就接收山西移民，定居滹沱河沿岸，新建55个村庄。1937年“七七事变”前成书的《定县社会调查》称，调查了62个村庄，有110个姓，529族，其族源除极少数外，都说“燕王扫北”后，从山西迁来。有的县山西移民相当集中，馆陶县251个自然村，248个是明山西移民建立的。当今河北、北京、天津三地人口8846万，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至少占四分之一，当在2200万以上。

江苏、安徽、湖北、陕西都有相当数量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再加上海外大槐树移民后裔，最保守估计，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应在一亿人以上，因而山西被称为亿万华人的老家。

中原地区成为大明王朝稳定的财源

移民实现了人口增、经济兴的目的。山西移民屯田于中原等地，建立起一座座村庄，艰苦创业，开垦荒地，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洪武年间，全国耕地增辟情况，《明太祖实录》曾有粗略统计：洪武元年，增辟耕地770余顷。洪武四年，增辟耕地106622顷。洪武六年，增辟耕地353980顷。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增辟耕地921124顷，可能是增辟数字最多的一年。以后年年增辟，有的年份增辟数字大，有的年份增辟数字小。洪武二十年开始，明政府在全国普遍丈量土地，编制了鱼鳞图册，到洪武二十六年，登记垦田总数达850.7万顷，比洪武十四年全国官民田总数增加了480多万顷。移民屯田，中原地区关系极大，河南、山东、河北耕地增加幅度肯定很大，但没有留下文字记载。

关于明初山西移民垦荒的成效，《明太祖实录》里载有片断。山西民迁往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洪武二十五年，收谷、粟、麦300余万石，棉花1180.3万斤。同书又载，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右军都督佥事陈春报称：彰德等四府，屯田凡381屯，屯租233.3万石，棉花502.55万余斤。官方还记载，明洪武二十八年，东昌三府迁民58124户，租322.59万余石，棉花248万斤。

由于中原地区粮食产量增加，明政府向人民收取的税粮也在增加。《明太祖实录》卷140、176、214、230记载，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岁征麦、米、豆、谷2610.5251万石。洪武二十四年，征米、麦、豆、粟3227.8983万石。洪武二十六年，计3278.9800万石。这一赋税收入数字，在以后的永乐、洪熙、宣德各朝，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动，说明粮食产量基本是稳定的。洪武二十六年的岁入粮数比元代岁入粮数（1211.4708万石）多两倍。所以明初在地方上的仓储很充裕。洪武时，“山东济南府广储、广丰两仓，粮757000石，岁久红腐。”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陕西所属储仓积粮1098.4225万石，足支官军俸粮十年。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粮食霉变成为地方官员头痛的一件事。

在明初，除粮食外，棉花已成为国家赋税的重要物资。棉花这一作物，宋元之间才由海陆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先在闽、广、关、陕地区种植，至元末，只有江南松江成为棉业中心。朱元璋十分重视棉花的种植，在全国大力推广，对农户种棉提出具体要求，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木棉半亩，十亩以上倍之。于是结合移民屯田，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棉花也普遍种植起来。洪武、永乐年间，上述三省成为全国棉花主产区。因此棉花、布帛就成为国家赋税的重要组成部分。除记录的洪武二十八年，彰德等四府征收棉花、东昌三府迁民征收棉花的数字外，还有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征收布帛120.6887万匹，丝绵24.6507万斤，棉花绒58.3324万斤。棉花及其织品成了重要的军事物资。明政府对军队棉花、棉布的供应量十分浩大。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供给辽东诸卫士卒棉布43.04万余匹、棉花17万斤。洪武十六年，供给四川都司士卒棉布96.14万余匹、棉花36.7万余斤。明政府还用棉花、棉布向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换马。如洪武三十年，以棉布9.9万匹往“西番”换马1560匹。

对巩固西北边防起到积极作用

移民军屯在移民屯田中占很高比例，军屯多在边疆，官方记载军屯的有两条：一条是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移山西民约89600人到大同至内蒙东胜一线建立16卫；另一条是洪武二十八年一月，山西马步官军26600人往塞北筑城屯田。明廷对军屯管理十分严格，卫所有“守、屯”任务，一般三分守城，七分耕屯。每个军士种田的数量根据土地的肥瘠和耕种条件来确定，一般50亩为一份，官府发给耕牛、种子、农具。屯军要向明政府交纳赋税，叫做“屯田籽粒”。洪武时期，每份应纳“屯田籽粒”数量没有统一规定，有的地方是“岁征其半，余存自食”。全国统一的征收额，在朱元璋死后才制定出来。规定军屯一份，征收正粮12石储屯仓，由本军卒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近12万山西人组成的大军，长期住在塞北长城沿线，种地筑城，兵强马壮，无疑对巩固边疆起着重要作用。山西商人还发明了商屯，在边疆地区招募农民开垦荒地，发展繁荣边疆经济，将生产的粮食交给当地军人仓库，补充一些卫所军粮不足，减轻了国家长途运粮的负担。

（本书由黄泽岭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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