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因何决定将抗日提到"剿匪"之前

蒋介石因何决定将抗日提到"剿匪"之前

在1934年秋之后，随着中央红军开始向西撤退并被迫进行长征，蒋介石南京政府也乘机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一向处于半割据状态的云、贵、川、康等西南各省。一方面红军越走越远，并又接连放弃了川陕及湘鄂川黔两大根据地，被迫折向西北，远离了国民党的战略要地；另一方面蒋介石乘机扫除异己，并“将一向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了。如此一来，国民党既去了所谓“心腹之患”，又极大地扩展了其势力范围，奠定了所谓“民族复兴的根据地”，蒋介石的地位及势力也随之愈益巩固和增强，其“安内”及“统一”的目的也明显接近于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也开始有了某些变化。1934年夏，当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形势已完全明朗之后，他就已经开始认真考虑对苏交涉问题了，甚至开始考虑与苏联签订秘密军事协定或互助条约的可能性。而其军事部署上，也似乎有了由所谓“剿匪”转为“以抗倭为中心”的倾向。蒋介石于1935年秘密调集大批部队构筑由苏州、常熟、嘉兴、江阴等地，向长江两岸及黄河流域逐次推进的以南京为中心的大型防御体系。同年，蒋并下令成立“陆军整理处”，准备四年内整理陆军六十个师。不仅如此，当日军进一步威胁平津华北地区时，蒋竟以演习为名，先后向平汉路南段沿线及京沪线南段沿线调集了二十余万中央军，开始把非嫡系的地方军队调去应付残存在南方等地的共产党小股武装了。这种情况都表明，蒋介石似乎越来越开始把来自日本的威胁放在了更重要的地位，对共产党的威胁则不那么担心了。
当然，至少在1935年间，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情形还是很明显的，蒋介石中央势力的迅速增长，对地方实力派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因此反蒋的情绪和力量还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以抗日为号召来组织反蒋统一战线还是有些号召力的。在这一年的7、8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新的统一战线政策，方便了中共调整转变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出于现实政策需要的考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部分地改变了对苏维埃革命的宣传手法。还在这一年3月间，原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一些反蒋头面人物，在宣布赞同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和决心以共产党为“唯一的真正的同盟”之际，就明确表示过希望中共能够放弃还不适宜作为直接斗争目标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尽管王明等人最初对此还难以接受，但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后不久，他们还是从七大那些关于必须以苏维埃为中心之类的空洞口号上退了下来。特别是在了解到红军全部主力都已退去西南和西北地区之后，他们显然已经意识到，依据目前的局势和红军现有的力量，仅仅作出某些策略手法上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即使不是苏维埃革命方针应当改变的话，对苏维埃政策进行一些调整无论如何都是必需的。否则，共产党人就绝不可能与各个反蒋派别建立起统一战线来。
9月，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议，决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明确肯定要以反日为号召，同一切反日的力量实行联合。10月1日，中共代表团在自己的机关报《救国时报》上，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集中一切国力”，“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讲的是外争高于内争，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公开把各种反日反蒋势力，“不管什么阶级”、“不管什么党”，统统看做“兄弟”或“同胞”，并且提出为“民族”、“国家”、“领土”乃至“人权自由”而战的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色彩的政治口号，这标志着共产党人正在从早先“彻底革命”的立场上大踏步后退，甚至在从共产国际七大的立场上在后退了。
可以了解的是，中共代表团已经渐渐注意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只承认共产党和工农劳苦大众的革命性，将其他党派和阶级统统视为反革命的狭隘观念。为此，首先就必须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给予工农劳苦大众以外的阶级，即“所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一切真正参加抗日救国的武装斗争的人”以公民权；使“不反对苏维埃政权而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底非共产主义的党派、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能够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而他们的代表，包括资产阶级出身的专门人才，则应允许参加苏维埃政权及其机关工作。同时，应当停止剥夺富农和商人的政策，停止侵犯小土地所有者和私人工商业，等等，以便“使我们的政策，具有明确的人民性质和深刻的民族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使苏维埃本身适应目前策略变动的需要。
以往的工农苏维埃自此失去存在的可能了，“人民苏维埃”的口号被提了出来。尽管“苏维埃”的形式及旗帜依旧保持着，但从“工农”到“人民”这一阶级范畴的大幅度变动，明显地改变了此前苏维埃革命的内容与目标，从而就在根本上动摇了以彻底性为其最重要特征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和政策。由此一来，渐渐地，苏维埃作为一种革命形式，只不过是共产党人用以保持与蒋介石南京政权对立的一种革命标志罢了。策略上的转变导致政策方针的根本性变化，这是人们最初始料所不及，又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