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邓发遭国民党特务谋杀始末

解密红色特工邓发遭国民党特务谋杀始末
辉煌非凡的革命经历
邓发，原名元钊，1906 年3 月7 日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县。由于家境贫寒，邓发只受过初级小学教育，15 岁时就随哥哥外出广州、香港等地谋生，先后在旅店、轮船公司和外国轮船上当勤杂工。期间，他结识了常常来往于省港两地的工人领袖苏兆征。受苏兆征的影响，邓发逐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从此，他就抱定志向，要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
1922 年春，中国工人运动开始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当年1 月，邓发参加了香港海员大罢工，经过锻炼而成为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1925 年6 月19 日，闻名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开始，邓发是这次大罢工的骨干分子。他被选入省港罢工委员会，并任工人纠察队队长，为罢工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同年10 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1927 年春，邓发返回广东。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他的革命经验日益丰富，临危不乱的品质为同志们称道。4 月15 日，广州的反动派继蒋介石之后，对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进行了大屠杀，反动军警到处搜捕邓发。他命令身边的同志马上转移，自己却在烧毁文件后，才从窗口逃走。当敌人遇到邓发时，只见他手上拿着画笔，正静静地为一个小孩画像，敌人还以为他是位画家呢！
1927 年12 月，邓发又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任第五区副指挥。起义军一度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很快失败。这时，邓发主动要求率领工人赤卫队到广州长堤一带阻击敌人，掩护起义部队撤退，英勇顽强地同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12 月13 日下午3 时左右，在胜利完成阻击任务、赤卫队只剩下三个人后，邓发临危不乱，要求大家分头隐蔽，分散保存力量。随后，他跑到广州四牌楼牌坊巷五号，找到四叔公邓北水家里，敌人尾追很急。他一进屋就吩咐：“现在敌人四处搜查，不要怕，敌人还未看到我进来，只要镇定就没事。”他叫堂姑邓莲彩给了他一碗冷水喝了，把心定下来，又叫四婶母叔婆找出几张旧药方纸，把痰盂里的脏水倒了一些到邓莲彩床边，盖上一些炉灰，装成“病人”呕吐过的样子。接着，他自己就躺到邓莲彩的床上装起病来。
当这些事情刚刚处理完，反动军警就搜查到了邓北水家里。几个端着枪的敌人，一进门就凶神恶煞地追问：有没有共产党进来？如果收藏了共产党就要立即杀头。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邓发十分镇定，装成病得很痛苦的样子。一个敌人想走近他的床前用手摸他，当发现床前有一堆“病人”“呕吐”的脏物，加上看见这个“病人”不像装病，就立即用手捂住嘴赶快退出了房间。接着，他们说了几句“不准窝藏共产党”之类的话，就到别处搜查去了。到了傍晚，反动军队又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并到处杀人。为了安全起见，邓发的哥哥把他从牌坊巷5 号转移到自己的家里。当时他哥哥在省公安局当厨师，他知道在这个时候要出门是很危险的。邓发灵机一动，就叫哥哥赶紧回公安局的饭堂，取来一盏印有公安局字样的大“风灯”挂到门头上，把大门打开，兄弟二人在门边站着，造成公安局的人正在屋里搜查的样子。就这样，敌人搜查到门前一看挂着“风灯”，以为已有公安局的人在屋里搜查，便跑到别的人家搜查去了。在危急关头，邓发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在家人的配合下又一次机智地脱了险。
1928 年2 月，邓发又奉命回云浮老家隐蔽。他当时回云浮，也不是一件轻易的事。这时的广州，反动派到处设岗哨，搜查共产党人，一抓到就杀害。从广州回云浮要乘船沿西江上行，而当时的车站、码头是敌人搜查的重点。为了避过敌人的严厉搜查，邓发利用自己学到的“炭相”技艺，化装成画“炭相”的人，带着“炭相”的工具和自己过去画的几幅“炭相”（现有两幅存云浮烈士馆），带了一副平光眼镜，装成下乡给人画“炭相”的样子，在码头避过了敌人的严密搜查，顺利地回到了老家云浮县。
1930 年9 月，邓发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这年冬天，邓发被调往福建任中共闽粤赣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书记。
1931 年７月，邓发奉命奔赴中央苏区并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担任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处长，直接在主席毛泽东的领导下，负责红军的政治保卫工作。同年11 月7 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19 日，大会经过选举，邓发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并被任命为第一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在政治保卫局成立之前，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分为苏区、白区两大系统。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归特科主管，苏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归肃反委员会主管。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之后，统管各苏区、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
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白区工作部等工作部门，侦察部部长为李克农，执行部部长为洪水（越南人），白区工作部部长为潘汉年，秘书长为欧阳毅。当年只有25 岁的邓发，运用多年的白区秘密工作的经验，以各种有效的手段训练机要、警卫干部，制定和部署反特防奸等一项项保安措施。在邓发的努力下，苏区各省县和红军各军团、师、团陆续建立起各级政治保卫机关。
2001 年6 月24 日，在江西瑞金叶坪，公安部隆重举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旧址揭幕仪式。时任公安部长的贾春旺在讲话中指出，“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人民公安的雏形’。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今天公安部的前身。”红军各部队和苏区各级保卫局的负责人，有许多成为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门的元老。
1934 年1 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邓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10 月，邓发参加长征并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上，邓发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会后，红军进行了整编。在长征途中，邓发既负责指挥所属部队行军打仗，又要严防敌人对全军的破坏和袭击。长征结束后，邓发继续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后来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5 万元要他的首级……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的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1937 年7 月，全面抗战爆发，受中央委派赴苏联学习的邓发两个月后回国，赴新疆协助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云工作。同年11 月、12 月，当陈云被调回延安后，已经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发（化名方林），次年１月被正式任命为中共驻新疆第二任代表，并兼管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驻在迪化（即乌鲁木齐）的由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整编而成的“新兵营”的工作。
历史的疑问终于解开
60 年后的今天，大多数当事人作古，但还是有人透露了特务破坏的行径。事发50 年后，香港媒体报道，一位已经隐居台湾多年、当时参加“四八”空难密谋的军统特务杜吉堂在临死之前透露了部分真相。王若飞、博古、邓发和叶挺将军的后人，曾着意欲找这位“杜吉堂”，可惜未果。后来台湾又有人透露出有关“四八”空难的背后细节，端倪逐渐显现——
王平虎是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而安排飞机飞行任务后，马上电话报告了远在南京的顶头上司。于是军统特务就对这次飞行进行了精密的暗杀策划。军统特务直接找到当时在中美特别合作所任特工队队长的军统特务杜吉堂。杜吉堂知道这次暗杀行动的重要性，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属有关特务骨干，商议如何使这次行动做得既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觉。其中有个略懂飞机构造的特务就说：破坏飞机的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自然会坠落，这岂不是万全之策？于是这帮特务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首先，他们让在调度科任科长的王平虎，查到担任这次飞行任务的C-47 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让王平虎安排人员在飞机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中做手脚。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懂得机修业务的特务杨耀武，让其假装成机修人员，混到检修的队伍里，在检修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4 月8 日上午，飞机准时飞离了重庆，途中首先要飞到西安进行加油和休息。在重庆飞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有着3000 小时飞行实践的机组人员、美国飞虎队飞行员并未觉察到异样，认为飞行没有多大的障碍。其实当时飞机飞行的高度指示是不准的，比实际高度偏低。在西安休息加油后，飞机继续向延安方向飞去。而此时的天空下起了冰雹并刮起了大风，严重地影响到了飞行员的判断。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杨耀武放的磁铁开始发挥作用了。飞行导航系统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飞行处于迷航状态，飞行方向的准确性失去保证，本来从西安飞延安应该是一直向北飞行，可是飞机却飞向了东北方向，向山西方向飞去。
尽管当时黑茶山地区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见度比较低，但是，黑茶山的高度才2000 多米，而C-47 运输机的正常飞行高度却在6000 米以上，作为资深的飞行员，应该不会迎头撞上黄河以东的黑茶山。当天，延安军民已经接到重庆、西安的电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准备迎接的人们都到了飞机场，准备欢迎代表团和出狱归来的叶挺将军。人们甚至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可是飞机没有降落，又飞远了，飞到了山西兴县黑茶山，结果撞山爆炸，全机人员无一幸免。
这次空难，中共损失了王若飞、叶挺、博古、邓发等高级领导人，而军统特务和蒋介石心中暗喜，但都矢口否认这种举世公愤的流氓行径与己有关。作为秘密，真相被尘封多年。
1946 年4 月19 日， 在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大会的同一天，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写了署名文章《“四八”烈士永垂不朽》，其中字字真情：“邓发！你是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最后，你为中国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同时也是为世界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建立了光辉的成绩。但是这成就刚刚开始，你竟一去不返！”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真相逐渐解密。“红色刀剑”邓发的生前身后之事，越来越受到史学家和党史爱好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