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调研会讨论印尼排华屠华事件 9.30印尼屠华事件始末 98年印尼排华事件黑色五月暴动真相

     印尼召开调研会，讨论1965—1966年的排华屠杀事件。9.30印尼屠华事件始末 98年印尼排华事件黑色五月暴动真相

苏哈托 

　　【环球时报记者 苏静 徐珍珍】印尼政府18日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调研会，讨论发生在1965—1966年的排华屠杀事件。法新社称，这是印尼政府首次支持此类调查。

　　“史无前例”，不少媒体在报道这一会议时发出这样的感叹。据美联社18日报道，此次活动由印尼安全部长潘查伊坦主持召开，受到印尼政府的支持，印尼检察总长、警察总长、司法部长均在会上露面。会上邀请了当年屠杀事件的幸存者参加，也有被认为是惨案策划者的军方代表与会。

　　法新社称，印尼政府一直对发生在50年前的这一上世纪最惨大屠杀讳莫如深，人权组织多年来一直努力推动印尼政府揭开对这段血腥历史的“封印”，展开正式调查并道歉。这次的研讨会虽受到人权组织欢迎，但印尼总统佐科最信任的顾问之一——印尼安全部长潘查伊坦在开幕式上否定了正式道歉的可能性，称虽然印尼政府想解决这段“黑暗历史”，与过去握手言和，但不会向外界压力低头。

　　当年的屠杀事件由6名印尼军官被捕触发。美联社称，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趁机获得国家最高权力，他将“政变责任”归咎于印尼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共运动”。这一事件被称作“9·30”大屠杀。对于这次大屠杀死了多少人没有确定的数字，有研究人员估计，约有50万人被杀，其中许多是华人。

　　菲律宾拉普勒新闻网18日称，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敦促印尼和美国说出大屠杀的真相。历史学家一直认定美国在背后支持大屠杀，但由于印尼政府的隐瞒，真相至今仍然隐藏在重重迷雾中。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公布的解密档案显示，当年，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对印尼爪哇和其他地区的大规模屠杀事件知情，且曾将其所编制的“共产党名单”交给印尼军方。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许利平18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印尼进行大屠杀调研证明当前印尼国内局势比较稳定，能对以前不堪回首的日子进行检讨，也体现中国和印尼关系日渐成熟。此外印尼国内也有很多人要求公布真相，也是大势所趋。但这仅仅是个开始，不要过度解读。

　　美国广播公司称，迄今为止在这次大屠杀中还没有任何人遭到控诉。分析认为，从目前来看，对罪犯进行法律制裁和提出指控不会摆在桌面上，但这次座谈会对讨论受害者补偿问题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9.30印尼屠华事件始末

　　1965年，印尼军方发起针对印尼共产党的血腥屠杀；数十万华人在屠杀中丧命。

　　“9·30”事件的导火线是1965年9月30日6名陆军将领被杀。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究竟是当时的总统苏加诺，还是军队亲美高层，或是印尼共产党？仍不明了。但有一点确凿无疑：“9·30”之后，总统苏加诺被迫下台，继任者苏哈托成了最大受益者——他迅即谴责事件系由印尼共产党所为，紧接着便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对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的大肆镇压。之后，便迎来了苏哈托武力统治印尼的32年。可为什么在诸方政治势力的角逐中，是华人成了牺牲品？

　　事件背景

　　探讨印尼“9·30”屠华事件的纪录片《我是杀人魔王》入围了奥斯卡金像奖，血腥的印尼屠华事件再次进入公众视野——1965年，印尼军方发起针对印尼共产党的血腥屠杀；数十万华人在屠杀中丧命。

　　事件导索

　　“9·30”事件的导火线是1965年9月30日6名陆军将领被杀。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究竟是当时的总统苏加诺，还是军队亲美高层，或是印尼共产党？仍不明了。但有一点确凿无疑：“9·30”之后，总统苏加诺被迫下台，继任者苏哈托成了最大受益者——他迅即谴责事件系由印尼共产党所为，紧接着便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对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的大肆镇压。之后，便迎来了苏哈托武力统治印尼的32年。可为什么在诸方政治势力的角逐中，是华人成了牺牲品 ？

　印尼排华

　　排华传统

　　印尼是一个有排华传统的国家，大规模的排华骚乱间歇性的就发作一次，而且愈演愈烈。以 1740 年荷兰殖民当局制造的“红溪惨案”为开端，印尼曾爆发过多起大规模的排斥、屠杀、华侨华人的暴行。1945 年11月的泗水惨案、1946年3月的万隆惨案、1946 年6月的文登惨案、8月山口洋惨案、9月的巴眼亚底惨案和 1947年1月巨港惨案等等都是极其恶劣的暴力行为。

　　排华原因

　　那么排华的主体是谁呢？“Pribumi”也就是“原住民”、“土著”，是印尼排华的主体。这一群体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受压迫最为残酷；但在印尼独立之后，却转而成为敌视华人最激烈，对待华人最残忍的群体。主要原因有二 ：

　　第一，荷兰殖民者采取间接统治和分而治之的统治方式，埋下隐患。间接统治是殖民者选出有影响力的上层华人，赋予一定的内部管理权力。这种制度下，殖民者将部分税收给华人承包，借此将当地人对高额税收的反感情绪转嫁了华人身上。分而治之是对华人实行的“通行证制度”和“居留区制度”，都是为了限制华人在印尼的行动，尤其是商业行动，以防止华人经济力量过大。这种统治方式使得华人与印尼原住民长期处于被隔绝甚至受挑拨的状态，为日后的排华埋下隐患 。

　　第二，华人迁居印尼之初就是为了经商贸易，经济实力明显优于当地人。当地人生活日渐贫困，仇富心态下，排华情绪一触即发。因此印尼当局一有机会，甚至制造机会掀起排华事件。挑拨当地人排华，已经成为印尼当局转移国内矛盾的一种惯用手段 。 在法制上，印尼政府对华人设立了一些歧视性的法律法规。 1945年的印尼宪法就明确规定，印尼总统必须由原住民担任，这具有浓重的种族歧视意味。 1967年印尼政府相继颁布了一些专门针对印尼华人的法律法规，比如禁止华裔使用华语，限制华裔宗教和文化习俗、更改华裔的族群称呼等等，总共有14项之多。但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几条是：禁止使用华语并禁止出版华语报纸书刊，禁止华人成立公开的社会政治团体。这直接导致华人参与印尼政治生活的道路被堵死。一旦发生社会动荡，政治上无权的华人便遭遇灭顶之灾。

　印尼政变

　　东西阵营

　　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对峙状态，而在印尼政治的生活中主要有三种政治势力：总统苏加诺，印尼陆军以及印尼共产党 。

　　总统苏加诺一直站在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前列，倡导“新兴力量”的团结合作，发起并领导不结盟运动，还三次访问中国。苏加诺依赖的政治力量是印尼共产党，他曾说：“我是共产党人的朋友，因为共产党人是革命者。”当时的印共是中、苏以外拥有300万党员的大党，群众基础雄厚。苏加诺甚至考虑到去世后，把国家权力移交到共产党的手中。

　　翁东政变

　　苏加诺的政治倾向引起了军队内部如陆军参谋长雅尼，和国防长纳苏蒂安等一些亲美高级将领的不满。亲美将领们成立了“将领委员会”，在1965年9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还秘密组成新的内阁，策划1965年10月5日建军节时发动推翻总统的政变 。

　　然而总统卫队长翁东中校抢先行动了。9月30日夜22时，7辆卡车装满身穿总统卫队服的武装士兵从哈林空军基地出发，次日凌晨到达雅加达，然后分赴7名陆军将军的寓所进行搜捕。结果，陆军参谋长雅尼中将、潘贾伊坦中将和哈约诺少将被打死，苏普拉普托少将、帕尔曼少将和苏多佐准将被绑架到了哈林空军基地，后来遭到杀害。只有纳苏蒂安将军一人翻墙逃匿 。

　　事前，翁东曾派人两次去见当时掌握强大的陆军战略预备队兵权的苏哈托将军，向他汇报情况。然而苏哈托一直按兵不动。1965年10月1日上午，翁东发布全国公告，声称事件目的，是为保护苏加诺免受由中情局扶持的陆军将领控制。下午，苏哈托召开了参谋部会议，称翁东等人“发动政变，用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这些肯定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的”。会议决定由他统一指挥反击行动。

　　第二天苏哈托拒绝了苏加诺关于政治解决危机的要求，并迫使苏加诺任命他为负责恢复治安和公共秩序的部长和陆军司令。之后，陆军很快攻占了哈林空军基地。“9·30运动”以失败告终 。

　　政变争议

　　关于“9·30”政变的真相，苏加诺和苏哈托的支持者各执一词。那么，印尼共与“翁东政变”到底有没有关系？据中情局报告，印尼共领袖艾地曾在1965年8月28日的一次会议上明确表示：“现在的问题是，印尼共应当坐等总统逝世、让自己遭受突然的打击呢，还是先发制人，挫败陆军的行动和攻击？我更倾向于先动手。”中情局的结论是：“印尼共产党在策划政变中起着中心的作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由印尼共产党做的。”

　　不过，在事变发生后，印共总书记艾地指示党的各级组织：千万不要举行拥护“9·30 ”运动的示威游行，声明那些是陆军内部事务，与印共毫无关系，并表示完全支持苏加诺宣布的任何解决办法。此后艾地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但他却在意料之外，被贴身警卫中的一个陆军谍报处的特务出卖了，而遭到杀害 。

　事件经过

　　幕后美国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解密资料显示，在这场屠杀背后，美国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资料显示，政变发生仅四天之后，美国当时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就表示希望军方能够利用1965年9月30日六名将军被杀的机会，指控印尼共产党阴谋夺权并控制印尼[1]  。

　　尽管格林并不确定印尼共产党是否参与了事件，但他于1965年10月5日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仍强调军队必须行动果敢：“不管是何背景……军队控制着局势，它拥有诸如报纸、电台、电视等重要的权力工具。它还掌握了六名高级将领被杀的原因；如果军队想利用这一点的话就可以加以利用。它已经开始这样做……除了共产党和他们的随从，穆斯林团体和其它人都站在军队一边……”“如果行动神速的话，军队现在具有击败印尼共产党的大好时机……被害将军尸体的发现，使上述汹汹势头达到了高峰。总而言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

　　在1965年10月15日另一份要求转呈美国情报机构的电文中，格林强调需要进一步进行反共宣传：“在所有媒体，通过不断重复的事实，将目前这场恐怖事件和悲剧同北京及其共产主义思想联系起来；将绑架并杀害高级将领的手法同北越在南越村庄中杀害村长的事件联系起来 。”

　　两天后，美国助理国务卿邦迪在同澳大利亚外交代表团会见时一起讨论了印尼局势和军队应采取的战略。随后，在北苏门答腊省发生了大规模反共流血事件。当地一个同军队有联系的穆斯林青年组织四处搜寻并屠杀共产党青年组织的领导人，他们还开始在棉兰和其它北苏门答腊城市袭击华人中的共产党人，大批华人遭到殴打，房屋、商店被烧。在亚齐省，穆斯林狂热分子几乎袭击了当地所有的共产党人，一些亚齐暴徒甚至将人杀死后，将他们的头颅割下，挂在道路两旁的柱子上  。

　　祸水东引

　　在清共过程中，军方还将目标对准了苏加诺的总统权力。1966年3月11日，3名将领来到苏加诺的茂物行宫，迫使苏加诺签署所谓的“三一一命令”，把行政权力移交给苏哈托。1967年3月12日，军方操纵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一致通过撤销对苏加诺总统的任命，剥夺其所有职权。苏哈托也开始了他对印尼长达30多年的铁腕统治 。

　　1965年那场屠杀将苏哈托带到了印尼权力的巅峰，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亲美反共成了他对内实现印尼民族的认同，对外提升国际地位的快速途径。而当时正值中国处在“文革”前夕的特殊时期，“极左”思想蔓延到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外交政策也受到了严重的侵蚀，对于“红色革命蔓延到东南亚”的恐惧使得印尼更加紧了对中国的警惕和排斥。印尼军方将中国视为印尼共产党的后盾，“9·30”事件因此被祸水东引到了华人身上。

　　其间，印尼军方曾诬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长老被华人所杀，挑拨大雅人对华人的仇视。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就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人见到红碗，都有责任将屋里的人赶尽杀绝 。

　　屠华现状

　　根据幸存者的陈述，至少有好几个地方发生“屠村”事件。“沟水都变成红色”，“大雅人杀华人，就像杀鸡杀鸭一样”。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把这段悲剧称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具体罹难人数，迄今没有确切数据。据中情局后来的调查报告，截止1966年4月，大约有25万到50万人被杀，另有大量入狱者；据印尼官方在1975年公布的数据，则为45到50万左右。真实数字当远不止此。据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披露，当年的大屠杀，“并不区分谁是华人共党分子，谁是印尼公民” 。

98年印尼黑色五月暴动真相

　　“黑色五月暴动”是指，从1998年5月13日至15日，印度尼西亚（主要是：棉兰、巨港、楠榜、雅加达、梭罗和泗水）暴徒发动的一系列针对华人的暴动，亦称为“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或“印尼五月骚乱”。1998年8月8日，旅美华人抗议迫害印尼华人暴行。

　　此次严重骚乱，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印尼国家经济和社会运转遭受巨大损失。骚乱进而演化成为一场变革运动，迫使在台上呆了31年的苏哈托总统辞职，苏氏家族势力随之土崩瓦解。此后，印尼经历了长期动荡和沉沦，用十余年时间才逐步摆脱“绝望国家”状态，确立新的政治体制，重拾经济稳定发展，但至今仍未完全恢复元气。

　　导火索

　　“五月骚乱”的直接导火索是印尼受到发端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持续30年的繁荣毁于一旦，本币暴跌，燃油和粮食价格暴涨，民怨沸腾。披露的大量事实则表明，以苏哈托女婿、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普拉博沃中将为代表的苏氏家族和军方内部一些人，为转移民众视线、强行实施军管、延长家族统治而阴谋策划的枪杀学生、残害华人、挑动种族矛盾等卑劣行动，才是“五月骚乱”的幕后黑手。

　　事件经过

　　1998年5月12日，印尼大学生要求改革的示威运动达到白热化阶段，6名大学生遭枪杀。针对华裔族群的社会暴乱也就此拉开序幕。

　　1998年5月13日～15日，印尼雅加达等地发生严重骚乱，数个城市成为“死亡之城”。数千暴徒焚烧办公大楼、商店、住宅、汽车，有组织地针对华裔进行烧、杀、奸、掠。 导致1200多人在骚乱中丧生，5000多间华人商店和住宅惨遭烧毁，更令人发指的是，印尼暴徒还在光天化日之下，丧心病狂地强暴了数百名华人妇女。据妇女组织说，骚乱中约有170名华人妇女被强暴和轮奸，其中有20多名华人妇女因此而重伤死亡，包括一个9岁和一个11岁女童。另据估计被强奸的华人妇女总数多达300人。

　　据印尼全国人权委员会和印尼人权志愿者组织的调查，从一开始，排华行动就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愈来愈多证据显示，大部分针对华人的袭击，都由有组织的团体煽动。人权委员会委员哈比昂说，由于很多被袭击或强奸个案，都明显地有组织行动，而且受害者均指暴徒剪着军人的发形，有关救援人员怀疑，许多暴徒可能是军人。

　　印尼一个妇女组织的主席奈达在接受路透电视节目采访时说：“在雅加达的某个地方，强奸案件是同时发生的，同一条街道上的妇女全都遭强奸或者被性骚扰。暴徒先是闯进房子里，如果他们发现有两三名妇女的话，他们会向年纪最轻的下手，然后再纵火烧房子，这是有组织的。就像采取一项集体行动一样，每个地方所发生的强奸案都是这样的。”奈达接着又说，暴徒闯进一户人家后开口便问：“你的妻子呢？”那个作为妻子的妇女逃到二楼，可是暴徒并没有放过她，她遭到3个男人的轮奸。当时警察和军队就近在咫尺，不过，他们却对呼救声置之不理。

　　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印尼的人渣还当着华人妇女的丈夫兄弟面施行兽行，一些受害者竟然是尚未成年的孩子。18岁的薇薇安永远也忘不了那个绝望的、求救无门的时刻，她悲痛欲绝地哭诉道：至少有5个男人当着我爸妈叔叔的面轮奸了我的妹妹，我当场晕倒。当我醒来后，我下身火烧般疼。4天以后，我爸终于鼓足勇气告诉我，在我晕倒以后，我妹妹因为反抗被暴徒乱刀捅死，叔叔也被杀死了。我被7个男人轮奸。

　　印尼华人何罪，遭受如此兽行，每次印尼发生权力斗争的时候他们都成了牺牲品。很长时间印尼政府对此采取坐视不理的态度，似乎有意使华人成为民众宣泄愤怒的替罪羊。

　各方态度

　　中国首次表态

　　1998年7月14日，中国大陆首次表态，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称：中方对于印尼华人在骚乱中的遭遇表示关注和同情，作为印尼的友好邻邦，中国政府希望印尼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使得包括华人在内的印尼各族人民在内的印尼各族人民能够安居乐业。[5]

　　1998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刊登外交部答记者问，还发表《唐家璇会见印尼外交部长》。此后，众多国内媒体纷纷跟进。

　　华侨抗议暴乱

　　1998年8月8日上午，在华盛顿的印度尼西亚驻美使馆门前，3000多名美国华人、华侨举行示威集会，“立即停止排华暴行”、“严惩凶犯”、“我们要正义”愤怒的口号声此声彼伏，抗议印尼暴徒1998年5月在骚乱中对华人犯下的滔天罪行。

　　10时30分，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声援印尼华人权”召集人王楚以沉痛的心情宣布，为印尼暴乱中的受害同胞默哀一分钟。霎时，印尼使馆周围一片沉寂，只有凄凉而悲愤的小号声，像是为死难同胞送行的安魂曲，在空中回响。

　　中午12时，示威者的代表将一封由数百人签署的抗议信递交给印尼使馆的工作人员。抗议信在列举了1998年5月印尼暴乱分子对华人施暴的大量事实后说，历史正在进入21世纪，但印尼却发生了类似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屠杀的残暴行为。抗议信向印尼政府发出呼吁：严惩犯罪分子；彻底公正地调查所有犯罪活动；教育所有印尼人要与各个少数民族和谐平等相处。

　　印尼公布调查

　　1998年5月～1998年7月， 人权志愿组织报告指出，6个城市至少有168名华裔妇女遭到强奸，同时发现2244具被杀或被烧的尸体。 依据印尼官方调查机构“联合实情调查团”的调查报告显示，当时印尼华人共有1250人死亡，24人受伤，85名妇女遭到强奸、轮奸和性骚扰。但这一数字受到了广泛质疑，依据一些人权组织的估计，遭到强奸的华裔妇女应在千人以上。

　　“五月暴乱”发生后，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尤其是《纽约时报》的连续报道对印尼构成强大压力。由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等组成的“联合小组”提交报告认为，暴行包含一系列的破坏、抢劫、焚烧、性暴力、虐杀、绑架和恐怖威胁。骚乱是故意挑动的，军队也介入了骚乱等。但国际社会认为，该报告内容明显存在“淡化”和“遮掩”的痕迹。

　　1998年6月4日，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根据印尼全国人权委员会发表的书面声明指出，暴乱造成1188人死亡，伤亡总数近万。这项数字超过印尼官方所公布的一倍。

　　1998年11月3日，印尼政府公布了一个骚乱调查报告：报告证实五月骚乱确是一场经人策划的骚乱，以华人为主要袭击目标，但只承认发生了76起强奸华人妇女事件，且强调没有证据表明强奸是有组织的，声称强奸人数也被媒体夸大。印尼军方更是否认参与事件。

　　1998年11月25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社论《评印尼5月骚乱调查报告》。

　事件动态

　　骚乱又起

　　2000年5月13日，印尼首都雅加达华人聚居的中国城商业区发生了自瓦希德总统上台以来最严重的骚乱。多家购物中心和商店遭纵火和抢劫，约有20名警察在冲突中受伤，数十名暴徒被拘捕。骚乱使中国城大部分商业活动停顿，险些酿成1998年五月大暴乱场面。由于印尼军警及时果断地出动，加上中国城商业区自卫能力提高，骚乱才被遏制。

　　2000年5月15日，据华声报报道，接受访问的当地华人表示，此次骚乱只属个别事件，并不代表排华浪潮再度涌现。据《南洋商报》报导，雅加达伊斯兰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杨金山表示，他觉得印尼现时过于民主开放与自由，人民往往轻率运用他们示威的权利发起抗议行动，但警方往往未能控制场面，故很多时示威都出现混乱情况。瓦希德总统虽然承诺会保护华人社区，但毕竟印尼政治不平衡的情况非一日之寒，因此社会动乱仍无法完全避免。杨教授称，无可否认瓦希德已努力改善印尼的政治状况，并采取措施保护华人社区，故此虽然唐人街再发生暴乱，他亦不担心会揭发另一次反华潮，因为政府已竭力改善这问题，而在此次事件中，警方迅速行动，最后都能有效控制场面，与1998年排华暴乱中军警袖手旁观的情况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而在经过1998年的大规模反华潮后，华人社区已能团结起来，互相帮助，故华人普遍并不十分担心人身安全，在发生暴乱后，也没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 另一方面，正当印尼五月暴乱两周年之际，在印尼华人再度收到恐吓性电子邮件传单，邮件中声言会把华人杀掉，酬金为每人20万印尼盾（约600零吉）。透露此消息的华人表示，虽然他未曾收过该邮件，但他看过友人收到这些邮件内容，他认为这些邮件不屑一顾，没有什么可怕的。 他表示其友人并不害怕，他自己本人对此亦毫无感觉。他说其实于1999年这段日子，他亦有许多朋友收到类似的邮件。当地报章也有报道这事件，有华人组织商讨对策，后来华人自发性地组成救援中心进行自我防卫，事件最后并未听闻有华人被杀害。

　　反华短信

　　2005年11月，开斋节前夕，印尼很多手机用户都收到一条旨在煽动当地人袭击华人的反华短信：“11月13日将会有类似1998年的社会大骚乱。”，迅速在印度尼西亚民众间传播开来，短信引起了印尼警方和当地媒体的关注。印尼上下吸取教训，没有受排华内容的手机短信的教唆和影响。印尼总统苏西洛要求民众不要听信谣言，并下令警方、情报部门对这条反华短信的发信人展开调查，尚无人因此事件而被捕。

　　虐佣事件

　　2006年5月4日，20岁的印尼女佣哈丝妮雅蒂在苏拉威西省望加锡市被华裔雇主桑迪阿宛虐待毒打，并于6日伤重身亡。警方事后替桑迪阿宛进行精神状态评估后，表示他“精神有问题”，可能会从轻发落，这引起当地印尼人极度不满。

　　2006年5月9日晚，望加锡市开始出现持续多天的抗议行动。

　　2006年5月10日，来自死者家乡的数千名大学生分乘汽车、摩托车前往望加锡市街头游行示威，他们高呼指责华人的口号，并向华人店铺掷石。甚至有人扬言，如果警方不在48小时内彻查事件并严惩凶手，他们将“扫荡”华裔社区。同日，印尼副总统出面发表声明，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不要动用私刑。此次事件正值1998年5月排华暴乱八周年，为了避免事态恶化，印尼警方马上在市内部署了上千名警员加强戒备。

　　2006年5月1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指出，中方已经注意到有关印尼苏拉威西省望加锡市爆发排华危机的报道，作为友好国家，中方希望印尼国内保持种族和谐与社会稳定﹔中国密切关注印尼局势发展，并继续为当地中国公民和企业提供必要协助。事情已逐渐归于平静，尚未有人员伤亡，也没有人在骚乱中被捕，未出现华裔大量离开现象。

　　呼唤正义

　　2007年5月10日，一部由印尼人权人士沈爱玲等撰写的《5月暴乱真相、证据与剖析》一书面世。该书披露了大量一手的调查资料，再次向世人揭发了1998年发生的惨无人道的暴行，并以小时为单位来重现暴乱的实时过程。印尼华人希望这本书的出现，重新唤起民众对该事件的关注，并敦促政府以最大的诚意进行调查。

　　2007年5月14日，印尼最高检察官亨达尔曼·苏班齐在出席内阁会议后说，涉及“五月暴乱”案可依据刑事法典普通侵犯人权案审理。按印尼官方的说法，按普通侵犯人权案审理可以揭发所有涉案者，包括幕后主使者、执行者和参与者。若按严重侵犯人权案审理，则案件难以获得进展，因为需要全面和系统性的证明，并且侦办严重侵犯人权案要符合追溯原则，也需事先获得批准。该案件有效期18年。苏班齐最后表示，此方式并不是新的突破，而是未能很好地利用早已存在的有关法令而已。

　　实际上，这确实不是新提法。早在1998年“五月暴乱”发生后，印尼方面就提出要以普通侵犯人权案处理，但9年过去了，至今毫无结果。依据印尼新闻界的记录，在印尼发生的许多侵犯基本人权的案件，只有极少数能够得以彻查，因为几乎所有践踏基本人权的案件都有政治因素。

　　2007年5月19日，印尼销量最大的英文报纸《雅加达邮报》发表评论，“五月暴乱仍是一个难解的谜”。没人知道一年又一年呼唤法律正义的循环还要进行多久。

　　总统选举

　　2014年7月4日，印度尼西亚将于9日举行总统大选。两组候选人声势旗鼓相当，部分经历过1998年排华暴动的华人选民忧心局势动荡。“大印度尼西亚运动党”总统候选人、前军事将领普拉伯沃(Prabowo Subianto)因涉及1998年印度尼西亚排华暴动备受争议。他在前总统苏哈托倒台后因涉嫌绑架和拷打反苏哈托分子而被革除军职。不过，他坚持否认外界对于他违反人权的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