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事件历史回顾 东北军为何四个月丢掉东北

石友三 

    石友三素有"倒戈将军"之名，反复无常，1926年－1931年先后倒戈6次，在中原大战之后借机占据了河北南部与河南北部，拥兵约6万人，实力甚强，并于1931年7月18日正式通电讨张，大举向东北军进攻。

    张学良不得不把更多的部队调入关内，1931年6月12日，东北军外抽调步兵3旅，炮兵2旅，工兵1营入关，6月19日将张作舟25旅调往张家口，6月28日又抽调第19旅孙德荃、第29旅王永盛入关。至918事变前，东北军在关内兵力多达11.5万人。

    而关外之东北军，根据张学良1932年对国联调查团所言，"9月18日事变之时，其军队在关外者，包括非战斗员，计驻辽宁者6万人，驻吉林者11万人，驻黑龙江者5万人，共计19万人"。

    虽然关外东北军兵力表面多于关内，但是入关者皆为野战精锐，在关外者多为守备性质之弱旅，战斗力不强，故日军敢以区区一万兵力悍然发动918事变。

    历史充满着偶然，“倒戈将军”石友三在1931年7月18日反叛，将张学良牵扯在北京，不能不说这是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崩盘的原因之一。1940年12月1日，石友三企图投向日军，被其结义兄弟、部下、新8军军长高树勋逮捕，活埋于黄河岸边，终获应有下场。

    东北军内部文恬武嬉，无法发挥战斗力

    伴随着张学良长驻北平，事实上在沈阳之外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个军政中心，而张既长驻北平，只能在千里之外遥控指挥，918爆发之时，张学良尚忙于欣赏京剧，而东北三省军政大员面对战云密布的情况，也是一片文恬武嬉景象。

    在沈阳的东北边防代司令、参谋长荣臻9月17日正为其父作寿，18日尚"兴犹未消，仍忙于家中应酬宾客，门前汽车很多。宾客盈门，……香烟缭绕，灯烛交辉，颇极一时之盛，"自然无瑕顾及军政大事。

    而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则在锦州小岭子为父治丧，吉省事务交由熙洽代理，以致铸成大错。黑龙江省主席、东北边防副司令万福麟同样身在北平，事务交由其子万国宾代理。

    不但东北三省的军政长官全部不在其位，就连许多军政要员也不在其位，如东三省兵工厂总办米春霖和代理航空司令张焕相身在北平，一旦生变，自然无从应对，只能任由日军鱼肉。

    高级长官既然看戏的看戏，做寿的做寿，奔丧的奔丧，文武官员自然上行下效。

    独立第七旅作为对日一线部队，向有不许在外归宿的规定，但是918当夜，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激战一夜，始终未回军中，更谈不上实施有效指挥，而三个团长，何立中在北平出差，张士贤当晚回家未归，王铁汉等炮声响起来才临时赶回军中，军中只有参谋长赵镇藩在"看堆儿"，全旅几无准备，自然在日军攻击之下仓促溃走。

    独立第7旅旅长王以哲事变当晚并没有在军中。

    更可悲的是，在独立第7旅溃败之际，在沈阳城内用电报电话指挥的辽宁省长臧式毅还以为"快到拂晓了，他们的演习也该结束了。"而日军在进攻长春南岭的战斗过程中，炮兵团首先遭受日军突袭，在仓促之间展开激战，步兵团竟然隔岸观火，待日军击破炮兵团之后再从容转攻步兵团。

    日军事后不得惊呼："步兵营位于炮兵营南方，有兵员三千。东方与机关兵营和迫击炮营相接。当我军进攻炮兵营时，步兵营犹如隔岸观火，对我军未采取任何行动，对于我军的进攻极为有利。中国军队这一独特的背信弃义，不禁令人瞠目结舌。"而据中方记载"日军向南岭发动袭击时，两个团长都不在团部"，"我南岭和二道沟驻军事先毫无戒备，当时都安然进入梦乡。及至哨兵发觉得到报告时，日军已逼近营房。

    二道沟驻军步兵傅冠军营长，得到哨兵报告还不相信，竟打开门灯向外张望，恰好给包围在墙外的日军找到瞄准的目标，枪声响处傅营长受重伤，同时阵亡连附一人，伤亡士兵数十人。营长既伤，所部就乱成一团……以致遭到大量杀伤。"

    而日军又记载"据说在南岭曾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晚，旅长李桂林偕心腹某团长（可能是步兵团长）在妾的家中打麻将。听说日本军来袭，由于他一向轻视皇军，因而迟迟不曾起身。后来听说步兵团已经危机，他立即逃走，恐怕步兵团长也和他一起逃走了。"南岭、宽岭子战斗是日军初期遭受抵抗最激烈、伤亡最大的一次战斗，但指挥依然这般如同儿戏，而这样的指挥，部队又如何能发挥战斗力，故日军可以长驱直入，席卷东北。

    东北军军纪松弛是日军能轻易成功的关键原因，图为占领沈阳的日军部队。

    政权势如雪崩，各部多自行其是，形不成统一指挥

    东北军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军事集团，以军权为核心，政治依附于军权，政治建设十分脆弱，以至于失去武力支持之后，政权就立时雪崩。

    918以后日军在短期之内分兵四出，到处攻城略地，下面以《"九·一八"后国难痛史》所记载的日军占领凤城为例：

    "十九日夜二时许，日军即行起包围……于是上午七时，始长驱直入县城，更将辽宁步兵第一团团部、二营营部、五连、七连、八连及机枪炮营、公安局、公安大队部、县政府等各机关，悉数包围。我方将校士卒、机关以及全城民众，均在梦中，以致占领县城如探囊取物也。

    日军既占领县城，乃召集步兵一团长长姜全我、公安局长张益三、代理县长李科长，于西箭亭子地方，迫胁缴获。姜全我平日为亲日者，至此当无话说，张益三固以感难于应付，遂分别传谕，并饬差牟皆同日军，起始缴械。"凤城县城尚有大批步兵驻守，日军进驻尚且如同探囊取物，不费吹灰之力，而且其余诸县往往只有警队驻守，日军更是有若反掌观纹，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在918之后的一周之间，日军已经攻城30城，占领铁路12条，控制了辽吉两省大部，并开始组建日伪政权向日军提供支援。

    而中国方面，自沈阳失守之后，辽宁省政府被迫解体，9月22日张学良命令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长官行署与辽宁省行署，以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25日，撤至北平的原省政府部分人员在省警备处长黄显声带领下抵达锦州，27日省政府行署开始办公，随后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抵达锦州。

    但锦州两署纯属权宜之计，张作相、荣臻极少理事，米春霖多居天津，实际主持两署工作的黄显声仅为警备处长，仅能控制公安骑兵总队，因此在两署其存在三个月的时间之内，虽曾组织抗日义勇军，但活动范围不大，难以起到到大的作用。

    至于吉林自从熙洽率众投敌，一直处于群龙无首的处境，直至11月12日，才由允诚重新组织吉林省临时政府，但是由于李振声等军政要人的反对，不得已将省政府建于宾县，省府委员随诚允赴任者只有王之佑一人，而王也只在宾县住了一个多星期，就返回哈尔滨不再返回，民政厅长、省府秘书长等又相继辞职，这一省政府实际未发挥大的作用，日军攻占哈尔滨后，诚允不得不撤出宾县，这一临时省政府也不复存在。

    熙洽（前排右三）当时代理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官，是首名投敌的东北军高级将领。

    黑龙江省政府稍好一些，万福麟其时驻平未归，省政握在其子万国宾之手，但万国宾是个年轻公子，不但素无威望，而且不堪大任，黑龙江不得不请示北平，9月24日万福麟复电，"黑省军事暂由警务处长窦联芳负责照料，参谋长谢珂副之"，但窦联芳与万国宾一样畏敌如虎，只有参谋长谢珂尚能处理军务。

    作为副指挥的谢珂尚能指挥黑省部队在江桥作战，一度击退了汉奸张海鹏部的进攻，并邀请马占山抵达齐齐哈尔担任黑龙江省代主席，遂有江桥之战，一度创造了东北抗战的小阳春，但是伴随马占山在次年2月附日，这一小阳春遂不复存在。

    1932年4月间，马占山出走黑河再次举起抗日义旗，重新组织黑龙江政府与黑龙江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但随其到齐齐哈尔投敌的旧部多数均未响应，实力较强的骑兵第8旅程志远也投降日寇，因此马占山声势不再，省政府的活动范围大为缩小，只能在苦撑危局，于当年12月退入苏联。

    日军在很短时间就组建起了供其驱使效命的伪政权，而东北军内部却没有统一的政权组织，各行其是，只有若干互不隶属的武力集团各自为战，形如散沙，甚至互相火并，自然可以被日军逐一击破。

    谢珂将军的决心抵抗令日军一度止步于江桥。

    内部矛盾早已令东北军上下离心

    东北军从表面上是以张氏父子为核心，实则内部存在不同的派系。张作霖时代，奉军大致有元老派、士官派、陆大派之分，在二次直奉战争之后，三派矛盾激化，属于陆士派的郭松龄由于功高不赏，而元老派出力最少地盘最多，陆大派又对士官派长期进行压制，断然起兵反奉，郭松龄虽然反奉失败，但是东北军内部的派系纷争依然没有停息，尤其是张学良接掌东北军大权之后，又与部分权臣元老发生了激烈纷争。

    在东北易帜问题上，"老一辈的显要人物都表示百分之百的不赞成，或者说都把这种急剧转变看做是一种危险"，其中以杨宇霆与常荫槐表现最为激烈。

    杨宇霆在东北军这个团体内部极具威信，视张学良为小儿，张学良曾在杀杨之后给其夫人的书信谈及"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倩人转达。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办垄断。不期骄乱性成，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

    张学良初承父业，主少国疑，又被杨常视为无物，自然有杀杨常立威之心，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断然于大帅府老虎厅枪杀杨宇霆与常荫槐。

    杨常事件以后，东北军内部局势又是一变，张学良从表面上树立起绝对优势，并不断提拔新锐亲信在东北军担当重要位置。

    如王以哲就是一例，1922年进入张学良组建的教导队，不过是一个教导队第一期中尉连副，而1928年已经成为中将师长，到918事变之后的1931年底，王已经提拔为67军军长，前后只有10年时间。

    而老派人物就不断受到贬斥，大多淡出权力核心，即使是仍处于权力核心的张作相仍然与张学良有着相当矛盾，中共在1929年的一份报告就指出"统治阶级的内部有许多的冲突，新派(张学良)旧派(张作相)之争潮，就表现了军阀内部的矛盾……"

杨宇霆血溅老虎厅令东北军上下离心、万马齐喑。

    这种局面在平时尚可维持，一旦发生剧变，张学良通过杀戮建立的威信就荡然无存，对东北军失去有效控制，各部各行其是，率部投敌者屡见不鲜。

    试举一例，在洮南镇守使张海鹏为投敌召开的支队长会议上，徐景隆、鹏飞、刘茂义、傅铭勋等一些军官犹豫不决，甚至还有人反对，张海鹏拍案大叫："你们都跟我当了大官，现在有事都不肯干，好！瞧姓张的小子自己去干。"这时参谋长李盛唐在一旁助纣为虐，愤然地说："我们受张家父子这些年的压制，现在不干，还等什么时候！？"于是徐景隆、鹏飞等给张海鹏跪下赔罪，就任他的意思去做了。

    张海鹏投敌经过可见通过过激手段建立起来的威信是何等脆弱，甚至于关健时刻引发激变的反作用，实际抗日阵营之中，同样因为派系矛盾导致号令不行各行其是，前述允诚组织之吉林临时政府即是一例。

    而南岭、宽岭子战斗步炮两团不能协同坐以待毙，据日军称也与派系斗争有关，"李旅长原是东北边防副司令张作相的部下，但他更是张学良的亲信，步兵团长又是李桂森的直属部下，而炮兵团长穆纯昌则是张作相的嫡系，因此两人始终不能积极合作，结果一旦有事便被皇军所击破。"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东北军政自然处于土崩瓦解的局面，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延吉镇守使兼独立27旅旅长吉兴、东边镇守使兼辽宁省防军第1旅旅长于芷山、独立骑兵第8旅长程志远（曾参加江桥抗战）、独立骑兵第7旅常尧臣、独立第21旅长赵芷香、独立第23旅长李桂林等纷纷率部投敌。

    张景惠是张作霖的结义兄弟，对老张甚至有知遇之恩，但九一八事变后的紧要关头他却离张学良而去。

    据国联调查:"其中驻辽宁之军队，约有五万左右撤入关内，所剩留关外者有十四万人，据日本当局所述，现在关外军队之数为十一万人，八万人已加入满洲国军，三万人则在吉林之东北，抗御日军及满洲国军队，约有二万人或已加入所谓义勇军"。

    虽然双方数字略有差异，但大致吻合，可知滞留关外的十四万东北军约有8万投敌，1932年初期伪满洲国军不过8.5万人，而旧东北军竟达8万之众，这8万旧东北军不但参加对日作战，反而助纣为虐，成为日帝帮凶，加剧东北沦陷，这自然与张学良不能妥善处理东北军内部关系大有关系。（文/明辉）（来源：腾讯网军事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