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日本的可耻阴谋是什么 “西安事变”后日本的阴谋

“西安事变”后日本的可耻阴谋

以“九一八”事变为突破口，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由东北而平津，由平津而华北。在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西安事变突如其来，使日本人茫然失措，暂时停下了侵略步伐。但这表面的寂静仅仅支撑了半年，1937年7月7日，日本迅速而阴险地打响了全面侵华的枪声。

日本人“逼出”的西安事变

从1931年到1936年，总是传来让人气愤的消息，日本人认准了中国的致命弱点：蒋介石在解决中共之前对日本只会忍气吞声。因此，日军铁蹄在“九一八”事变后不断南侵。

而蒋介石虽然集中精力成功迫使中共万里长征，却也为此付出了不小代价。他的“攘外必先安内”被广泛斥责为投降卖国政策，而且这种不满情绪直接转化为抵制行动：1933年5月，《塘沽协定》使中国失去华北的5个省时，曾经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英勇抵抗日军而威名远扬的第十九路军发起了“福建事变”；1935年，当何应钦与梅津（日本华北占领军司令）秘密签订的《何梅协定》被南京政府批准时，又激起了北平学生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进入1936年，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形势的发展也越发对南京不妙，因为在这年的2月，日本国内发生了“二二六”兵变，日本内阁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被杀。此前一直为中日之战妥协不决的蒋介石，此时预感不祥，在3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少壮派与元老派斗争，其结果，当归少壮派胜利。我若不于其胜负未决之前求得自立，则国危而亡矣！”

果然，在3月9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取代冈田出任首相组阁，内阁沦为“军政府”。蒋介石为应此局，起用许世英出任驻日大使，因为许世英20多年前就与广田相识，私交甚笃。蒋期望此举有利于缓和中日关系，延缓日本侵华步骤。

可是，蒋的冀望很快化为泡影。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通过了一个“国策基准”认为，“欲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先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实际已箭在弦上，蓄势待发。

一方肆意步步紧逼，一方一味妥协退让，其结果自是大大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其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如8月24日，“成都事件”；9月3日，广西“北海事件”；9月19日，“汉口事件”；11月14日，“绥远事件”；12月2日，“青岛事件”；12月3日，中日关系彻底中断。而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则成了中国面临危亡的一次总爆发。

西安事变的两个主角中，杨虎城是出于“国恨”，而张学良除“国恨”之外还有“家仇”。

“煽风点火”，唯恐中国不乱

介石被活捉后，西安、南京与东京就展开了“三地演义”：天上，南京的主和派飞来飞去；地上，西安和南京的军队剑拔弩张海外，日本政府虽“旁观”却未“袖手”，因为这双手在不停地煽风点火，唯恐中国不乱。

据悉，西安事变成功当天，张学良做了两件事，一是将结束内战、共同抗日的八项主张通电发给南京；二是分别给孔祥熙和宋美龄致以私电，表示保证蒋介石安全。

南京为此连夜举行会议，然而，与会者发生了严重分歧。以何应钦（军政部长）为代表的“压服派”和主和的孔祥熙（代行政院院长）相持不下。

何应钦就职讨逆总司令后，即积极部署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讨伐。其空军开始轰炸西安近郊，步兵则与西北军对峙于华县，竭力不使张、杨有申辩的机会。因为“主战”，他们一边封锁张、杨从西安发出的消息（注：其时，西安与外界的联系只剩下广播），一面阻止“说服派”前往西安。据前线将领樊嵩甫给孔祥熙的密电称：“何部长有电令，军情报除报何、刘（注：刘峙，“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外，不准向任何人报告。”何甚至电邀素以投机和亲日而臭名昭著的汪精卫回国。“压服派”意图明显，它要向世人证明，即使没有蒋介石，南京政府也能够正常甚至更好地运转。

日本人在13日得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这天正好是星期天，但日本外务省顾不得休息，当晚6时聚议，10时方散。通过讨论，日本国内一片紧张，担心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进一步激化。但很快，何应钦在南京的举动，可谓正中日本下怀。

日本人“都在推测蒋介石大概不会生返南京，而且也是那样期待中国再次发生内乱”。因为国民党后面站着美国，共产党后面站着苏联，如果国共实现和解，就意味着日本将要同时面对苏、美、中三国，从而导致其征服中国的难度大为增加。所以，日本表面上停步观望，暗中却积极挑拨南京与西安的关系，以图坐收渔利。

12月15日，日本派出驻华总领事须磨（“磨”音mo读“抹”）拜访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语带威胁说，如果南京接受张学良的八项主张，日本将“不惜采取断然手段，以武力占领京沪”。

为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日本甚至作出了难得的“让步”：15日将派至青岛镇压纱厂罢工工人的海军陆战队撤回；1 7日授意伪蒙古政府德王停止进攻绥东，并发电拥护南京政府，与国民党合作反共，共讨张、杨；是日，日本关东军也发表声明称，将对何应钦的行动“不惜给予援助”。

同日，日本外相有田则发表声明，再次要求南京“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

蒋介石破局，日本人急了

宋美龄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告诉蒋介石，南京“戏中有戏”。蒋当然心领神会，他不能坐以待毙。17日，蒋介石给孔祥熙写了一封亲笔信，指示中央军于17至19日间暂停对西安的轰炸，并称他可能于20号前返回南京。

看到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日本急了，其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威胁说：“假如中国对日态度强化而使蒋委员长释放，则形势必将趋于十分严重……我们绝不能把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之间的任何妥协置之不理。”

20日，蒋介石没有如期回到南京，蒋介石的政治顾问端纳（注：端纳是澳大利亚人，曾为孙中山、北洋政府、张学良的政治顾问）提出由宋子文前往西安谈判，但遭到“压服派”阻挠，宋子文只得以私人身份于20日晨飞西安斡旋。他除力劝张学良放还蒋介石外，还与蒋密谈了半小时，把宋美龄的亲笔信带给蒋介石。宋美龄在信中表示，蒋若3日内回南京不得，她将亲赴西安。21日，宋子文返回南京。

东京对宋子文的西安之行自然十分“关心”。在宋返回南京当天，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就奉东京之命秘密会见张群，进一步探询南京对西安的态度。张群为稳住日本，答复说，“中央当局并无与张学良进行政治妥协之意图”，并指出军队已向叛乱者推进，还保证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西安事变解决后将毫无变更”。

23日，广田在枢密院会议作报告时重提决定，对西安事变采取不干涉方针，但“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

然而，西安的局势可谓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就在主战的何应钦还在向川樾茂暗示将于26日全面进攻西安时，张学良因宋子文、宋美龄的斡旋，加上蒋介石“容共抗日”的口头承诺，决心释蒋回宁。

只是直到24日晨，杨虎城还不肯点头。杨虎城除了不相信蒋介石的口头保证，也担心蒋介石秋后算账。眼见25日将成为西安事变最关键的一天，张学良情急之下甚至说：“如果不能政治解决，我将自行其是。”但双方已经无法像发动事变时那样达成一致。

此时，最关键的人物出场了，他就是周恩来，正是他亲自出马，杨虎城才接受了蒋的口头允诺，于14时同意放蒋。端纳认为：“实际是周恩来使蒋得以安全离开。”

当蒋介石的飞机于26口中午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时，何应钦的兴奋和日本人的期待一同灰飞烟灭了。

“西安事变”后可怕的安静

蒋介石回到南京并不意味着西安事变就尘埃落定了，南京和西安继续较量着，杨虎城维持陕西在事变前的原状，而蒋介石企图将中央军实力伸入陕西，双方僵持不下。

蒋介石开始重新审视南京与延安及东京的关系。1937年2月15至22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主要议题就是如何调整对共产党和日本的政策，这使日本异常关注，但会议同时还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的决议》。

日本人怀疑这是蒋介石的障眼法。会后，川樾茂急电东京，称五届三中全会直指华北问题，已经迈出了抗日的第一步。为此，3月6日，川樾茂前往探慰蒋介石，做进一步试探：“报载中国政府已与共产党妥协，究竟如何？”蒋回答：“我国政府对共产党之政策，并未有何变更。”

但实际上，中日关系已破镜难圆。此后，蒋介石一改对日本的隐忍退让，对日态度日渐强硬，这使日本措手不及。

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干1937年元旦的日记中这样记述日本国内的政治气氛：“中国突然出人意料地决定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了。这似乎使日本举国上下都为之震惊……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不过，蒋介石心里很清楚，要抗得住日本的侵略，中国还需要“修炼”经年，所以，其指导方针为“应战而不求战”。

但日本人不会把已经吃进嘴里的肥肉吐出来，更不会让蒋介石从容地增强国力。1937年1月，日军参谋本部《关于对华政策给陆军省的建议》中提出，“准备给（中国）予致命的痛击”。到3月份，日本的政策指向更加明确，“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们背后的威胁，此为上策”。

两国都在静悄悄地积极备战，在外交上则表现为少有的风平浪静。1937年3月，日本甚至派出儿玉谦次率经济考察团访问中国，这其实是日本企图离间国共关系的举动，还带有侦察的任务。儿玉谦次曾任正金银行上海支店长，与蒋介石是旧识，因此，双方会谈气氛十分融洽。即使如此，该团返国后感慨“日除使用武力外，无他途。”

于是，西安事变半年后，“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加紧了侵华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