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围剿”红军 蒋介石掌握主动为什么却要退兵

第三次“围剿”红军 蒋介石掌握主动为何要退兵
整个第三次 “围剿”，与前两次相比，国民党方面基本上控制着战场局面。虽有损失，亦不足以影响全局。而红军在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之下，却显得极为被动，甚至接连 受到挫折。但是，这次“围剿”却仍以国民党方面自行退出苏区以至无疾而终。其原因何在呢？

刚刚赢得了中原大战胜利的蒋介石，自然不会甘心于这次的失败。他很快就于6月6日发出告全国将士书，称：“中正行将出发鄂赣，督率各军‘围剿赤 匪’，信赖我总理之威望，人民之助力，诸将士之忠诚戮力，必能于最短期间，清除‘共祸’，奠安国族。”1931年6月7日《大公报》，转见《中央苏区第三 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219页。

随后，蒋介石亲抵南昌，召集会议，研究部署，并为胡祖玉师长举行隆重的葬礼，还亲往医院看望受伤的官兵，以为部队打气。1931年6月28日《申 报》，转见《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220页。与此同时，吸取上次作战部队互相观望，且时有临阵退缩情况的教训，蒋特别 经由参谋处通令前线官兵，此次作战实行连坐法。“师长未退旅团长先退者，杀无赦；旅长未退，团营连长退者亦同。余以类推。”1931年7月7日《申报》， 转见《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221页。

7月1日，蒋介石亲下“第三次剿匪总攻击令”：“（一）以第二路进击军陈诚部之第十一师及第十四师分由南城、黎川向宁都攻击前进。（二）以第一路进 击军赵观涛部之第六师及预备军第十师卫立煌部由南城、南丰向广昌地区之头陂攻击前进。（三）以第三军团朱绍良部之第八师及第二十四师分由南丰、新丰向黄陂 攻击前进。（四）以第四军团蒋鼎文部为左翼集团军预备队，于临川、南城间集结相机策应第一线作战。”蒋介石：《下第三次剿匪总攻击令》（1931年7月1 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七，第30页。

第三次“围剿”同前此一样，开始时部队进展相当顺利。当时报纸接连报道作战成功的消息，或称红军“已失战斗能力，旦夕可下”；或称红军“枪炮均无子 弹，故大队前往，并无迎战之事”；或称固有抵抗，“我军除以大炮炸弹猛轰外，并由飞机掷弹燃烧”，再加上“我军前赴后继，奋勇猛冲”，红军亦断无支持可 能。据报，仅从7月30日起至8月4日止6天之内，空军就在兴国及高兴圩一隅之地，投掷120~160磅炸弹共500枚以上。5、6、7等日，每日掷下的 220~260磅的炸弹，都在100枚以上。以至于飞机过处，“血肉四溅”，“匪尸狼藉”，“臭不可闻”。1931年7月23、31日，8月11、12日 《申报》，转见《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225～229页。

鉴于此，蒋介石还在7月23日就已经公开宣称：本人“于本月二日，由南昌出发，巡视前线，并进驻南丰，亲督各军，积极进剿，乃于四日克复黎川，十三 日克复广昌与石城……当即乘胜穷追，十九日遂攻克赤匪据为总巢之宁都……赤匪屡经我军跟踪猛击，其漏网残余者，本已不及万人，其向会昌汀州狼狈溃窜时，又 被沿途民团袭击截堵，所剩更属无几，预计本月以内，必可全部歼灭”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1931年7月23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 集》卷三十，第149页。。到8月中旬，他更是充满乐观地下令：“限五日内将收复区散匪肃清，月底将赣各匪彻底消灭，俾军事早日结束，人民安居乐 业。”1931年8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229页。

蒋介石发出限期肃清的命令，是因为有战报显示，红军主力已陷于“进剿”大军的包围之中。在此之前，红军因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后既未休息，也未得到 补充，以致仓促应战，虽“绕道集中”，试图调动敌人，却不断被敌发现，往返奔波，“弄得十分疲劳”。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 月），《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第207页。好不容易在8月7~11日抓住战机，接连在莲塘、良村和黄陂重创上官云相的第四 十七师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一度取得了主动地位。此两役作战结果，据红军方面的统计，俘虏军官708名，士兵3193名，缴枪炮7080件；自己阵亡军 官30名，士兵246，伤942名。《红三军团莲塘、良村战斗情况统计表》，1931年8月16日；《红三军莲塘、良村战斗情况统计表》，1931年8月 17日；《红三军团黄陂战斗情况统计表》，1931年8月18日；《红一军团第四军八月七日战斗结束统计表》，1931年8月22日；《红七军莲塘、良 村、黄陂战斗情况统计表》，1931年8月22日；《红一军团第四军八月十一日战斗结束统计表》，1931年8月24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 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90～96页。注：统计数字中因部队战后未能打扫战场，故没有毙伤敌军的数字统计。

但很快，红军主力就又在8月16日落入国民党军的重兵包围之中。用中共苏区中央局自己的说法：“两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既入兴 国，仓卒应战，初向富田，折回兴国，由西向东，深入黄陂，又疾驰五百里。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 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苏区中央局致中央电》（1931年10月3日）。由于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国民党军并未能抓住此一战机， 结果是红军主力于8月底再度脱险，又一次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红军主力为改变被动局面，于9月7~15日之间，利用国民党大军因宁粤冲突，做战略收缩之际，抓住机会，与蒋鼎文的第九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在白 石、张家背一带，和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的第六十师、戴戟的第六十一师在高兴圩地区发生激战。但两战结果却大相径庭。

前者据蒋鼎文报称：独立旅“主力激战至晚损失十之八九，廿六旅之两团与赤匪反复冲击肉搏七八次者，死伤亦多，赤匪之死伤尤倍于我方，骸骨狼藉遍山皆 是”。因“赤匪向我猛攻，并左侧右侧包抄我掩护部队伤亡颇大”，故已不能按计划与蔡廷锴部取得连接，而被迫向敦田、长径一带撤退。《何应钦、熊式辉致蒋总 司令电》（1931年9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010439。

韩德勤也有报告称：“赤匪侦知职师与九师向东固前进，遂以全力向老营盘方面星夜东移，向我袭击。职师苦战竟日，率以弹尽援绝至遭惨败”。《何应钦致 蒋总司令电》（1931年9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11280。另根据接战的红军部队战斗结束后统计，此役俘虏军官71 名，士兵3187名，缴获各种枪支2690支，自己阵亡军官7，士兵56，伤234名。《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九月十五日战斗结束统计表》（一） （二），1931年9月18日；《红三军团及七军九月十五日战斗结束统计表》，1931年9月19日，见《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 九辑），第114～117页。注：统计数字中因部队战后未能打扫战场，故没有毙伤敌军的数字统计。不难看出，两方资料均证明，此战红军确实取得了胜利。

而与第十九路军作战的情形却另呈一种局面。陈铭枢报称：“自七月份以来我剿赤各军围攻匪区，匪利用地形与赤化民众为保护，惯用其诡避巧袭隐蔽战术以疲劳我军而免决战。最近匪乘我各军分途移动游击兼以阴雨兼旬，飞机不能侦察之际，竟抽移全部匪军于兴国之西北险要地带埋伏。本月虞辰我十九路军及第九师在兴国之西劲高兴圩益田长迳口墩田老营盘一带与匪第三、四、五、七、八、十二等军朱、毛、彭、黄、林、罗、李等全部五万余人遇战，亘两昼夜，剧烈异常。自虞夜至庚未，匪更以主力密集部队反复向我高兴圩之六十师冲锋肉搏二十余次。蔡军长廷锴亲率部队迎战，均将匪击退，匪横尸沟积流血河红，于佳辰将匪全部击破。计在高兴圩一带，匪遗尸七八千具，伤者不知其数，夺枪数千及匪高级司令旗数面。计我各军自围匪以来，此为第一次之决战，而匪之凶悍与其死亡之可惊，亦为战役中所罕见。匪经此大创，当不能复振矣。”《陈铭枢致南京中央国府、总副司令、各党政军旅、各报馆电》（1931年9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10676。

陈电系公开通电，无疑带有宣传色彩。此时红军主力全部兵力也不过3万人，投入黄陂战斗的部队仅第一军团之第四军和第三军团，另加一个第七军，合计兵力不过1.8万人左右。据8月26日红一方面军人员武器统计，第四军战斗及非战斗人员合计6417人，第三军团合计9781，第七军合计2050人。《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112页。故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亦特别指出此役失利原因在“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毛泽东选集》，第220页。但据接战的红军部队战斗结束后统计，此役俘敌兵仅20人，红军阵亡军官90名，士兵689名，负伤军官193名，士兵793名，失踪被俘官兵180名，损失各种枪支约1200余枝。如此伤亡被俘总数几达2000人。《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九月七、八日战斗结束统计表》（一）（二），1931年9月11日；《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及第七军九月八日战斗结束统计表》，1931年9月19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110～113、118页。故不论陈电水分如何，可知在此一作战中，红军确实遭受了重大损失。

整个第三次“围剿”，与前两次相比，国民党方面基本上控制着战场局面。虽有损失，亦不足以影响全局。而红军在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之下，却显得极为被动，甚至接连受到挫折。但是，这次“围剿”却仍以国民党方面自行退出苏区以至无疾而终。其原因何在呢？

其一，是因为自蒋介石与胡汉民矛盾激化，断然软禁了胡之后，宁粤即公开分裂。5月初，汪精卫通电反蒋。随后，广东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等众多将领和粤桂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亦公开通电要蒋下野。在蒋拒不妥协的情况下，汪精卫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到9月1日，粤桂联军下入桂动员令，并联合反蒋的唐生智军队，开始进兵湖南。此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南昌行营的震动，因而马上于4日做了暂时收缩兵力，就地监视红军的部署。

其二，是因为9月18日发生了日本入侵东北的重大事变。蒋介石为平息宁粤冲突，也为完成此次“剿共”作战，7日公开声称此次作战已获大胜，如粤省不出兵进犯湘境，不久即可完全解决，他数日后亦将“再赴赣督师”。转见韩信夫等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第232页。尤其得知韩德勤部遭重创后，蒋即于18日再赴江西督战。不意在其动身当晚，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为了应付这一事件，蒋介石不得不于21日又赶回南京，密切观察事件的发展情况，并着手准备应对之策。而为防止日本可能由海上入侵，更不得不从“进剿”军中抽调部队加强海防。如此，继续部署“剿共”作战具体计划之事即告停顿。特别是随着宁粤和解，宁方接受了粤方关于蒋介石必须下野，和以粤军陈铭枢部为京沪警备部队的建议。因此，“进剿”军主力第十九路军很快亦调离江西。蒋介石也为宁粤和解，被迫于12月15日上书中央执行委员会请辞，并于22日上午出席过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后，经上海转返浙江奉化老家，以示下野。因此，继续此次剿共作战的计划，自然彻底被搁置下来了。

当然，即使没有上述形势变动，这次“围剿”作战成功的希望也不很大。因为，蒋介石等人这时基本上还是在重复着前两次的“剿共”思路，不仅政策上无甚调整改变，军事上也仍旧在重犯以往的种种错误。特别是在不熟悉山地作战和不顾后方补给的情况下，盲目指挥军队跟着红军四处乱跑。这种情况下，就连平时训练较为严格，一向看不起其他部队的陈诚手下的军官们，都已经难以忍受了。

陈诚第十四师某军官8月间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自从经过宁都以后，走的地方都是不见人烟，吃的东西也无处可买，总是上顿不接下顿，不过顶感困难的还是没有油盐，有时连水都没有吃的。……我们每天都要跋涉山川，东奔西跑。无论白天晚上，天晴落雨，总是没有停止的。到了一个地方，还要驻在山上，日晒夜露，风吹雨打，晚上也不能安寝。这一月以来，都是在这个情形里面过日子，总是在这个无人之境转来转去（因为这是土匪最多的地方）。你想，一个人都是肉做出来的，像这样滋养不足，日晚劳苦，还加之风飘雨打，日晒夜露，无论精神身体，都是日益委靡。所以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因病落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较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谁也管不了谁，不知冤枉死了好多。真是匪没剿灭几多，自己却损失了不少。眼看到这种情形，真是欲哭无泪。”《乃大致仲函》（1931年8月23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237～238页。

由于相信与红军作战取得根本胜利的可能极少，更极大地影响了部队官兵的作战信心。关于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从该部另一个军官的信中看得很清楚。他这时写道：

“现朱毛彭黄集中永丰县属匪区，他们的行军力和纪律实在很好。同时匪区的组织很完善—如乡有乡政府，村有村政府，区有区政府，故我们很不容易得到他们的行踪。他们呢？我们一举一动都知道了。他们能得到百姓的帮助的缘故，因为匪区的民众都是分了田地。他们的战略——坚壁清野。就是将老百姓一律上山，将粮和器具藏于山洞。真厉害，我们现在都觉得吃饭恐慌。（他们的）战术：一、麻雀阵；二、跳梁阵；三、两手撮合阵；四、钻山阵。”这个军官表示：我们要想得到关于红军的消息，几乎没有可能。因为“一到什么地方，百姓都没看见”。“我们走够了路程，然而剿匪的结果是没打伤朱毛好多”。“我们不晓得那天能转回武汉！”因为，对朱毛红军，“消灭恐怕无期”《超致世桢函》；《超致树基哥函》；《超致镇中弟函》；《超致衡兄函》（1931年8月16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九辑，第238～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