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如何借日军铲除异己的

蒋介石是如何借日军之手铲除异己的
蒋介石把国军分为嫡系中央军和非嫡系杂牌军，因为共同抗日的理念，国民党新军阀们也停止内斗，拥蒋抗日。然而，嫡系部队获蒋特别照顾，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都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的军需粮饷则常被克扣。在使用方针上采取驱遣收编，派往剿共、抗日前线，俟其伤亡殆尽后乘机裁撤其番号，或将余部遣散、改编归并其它部队，空出的番号则由嫡系补充。（据香港南粤出版社《李宗仁回忆录》）。

　　比如，退入关内的东北军，吴克仁部第67军在沪战中英勇作战，作出重大牺牲，不但不获补充，反被取消番号消灭。在抗战期中被取消了番号的还有何柱国的第 15集团军，第51军郭希鹏部骑兵第3军，徐良部骑兵第2军；骑10师师长檀自新于抗战初期以贻误戎机被枪决。东北军入关的4个军10个师一个独立旅两个骑兵师，到1947年2月只剩下周福成的第53军残部，第53军在平汉线撤退时留下了吕正操一个团，和八路军创造了冀中解放区。

　　东北军一团上尉营长高竞荣说：“我们进关后，中央不惜用种种毒辣手段排挤我们，抗战前把我们放在剿共内战的第一线上；抗战中不给我们补充，编来编去我们都成了有职无权，连个正规番号都没有。”少尉副官丘长明说：“编来编去，把我上尉降为少尉，还要开除我。今天把我弄到内战火线上当炮灰。”（《陆军新编 11旅曹旅长痛陈国民党消灭杂牌罪行》）

　　比如，抗战中四川是全国服兵役人数最多的省份，杂牌军部队参加抗战的也以四川为最多，至1940年统计为6个集团军，12个军36个师。计为孙震第22 集团军，；杨森第27集团军，建制部队为第20军；李家钰第36集团军；王瓒绪第29集团军；王陵基第30集团军；留在川康后方的有潘文华的第28集团军和刘文辉的第5军团。川军在抗战中伤亡迨尽，国民党政府不予补充，或取消其番号，或把长官替换为中央嫡系，达五个军之多。抗战后，国民党政府以整编为名，借机大量裁减川军。

　　在抗战后的军队复员裁编中，编余复员国军官兵的命运最为悲惨，“编余的282名四川军人‘5月1日起发给旅费一万元，薪饷两月，二等兵得二万七千元，自扬州购船票（每人五百元）至南京搭船还乡，至沙市宣告断坎，宜昌县政府捐助每名二千，25日抵渝，……至此已身无半文，无力还乡。’”（1946年5月 31日天津《益世报》）；“各部队中之湘籍子弟以及来自田间籍隶冀、鲁、豫、鄂、赣、苏、皖等之编余士兵，今日彼等之家乡大部都因受兵灾匪祸，发生严重之粮荒。据可信估计，若干部队中之农家子弟，为数至少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已成‘有甲可解，无田可归’之难兵。”（1946年3月27日上海《申报》）；“欲从商，无资本；欲从工，工厂已关门。且八年打仗，家破人亡，田园荒芜，亦无力重建家园，当前大部分已沦为乞丐，沿途讨饭，少数以挑水担柴擦皮鞋为生，夜间露宿街头。”（1946年6月1日天津《大公报》）。

　　与此同时，一些在抗战中投降日军，蹂躏同胞、无恶不作的伪军，却被蒋领袖收编为嫡系，参加进攻解放区的内战，国民党收编加委的伪军共有68股之多，50 万人之众。如庞炳勋、孙良诚、张兰峰、孙殿英、吴化文、门致中、李守信等十大股伪军被收编加委为第一路至第十路军。阎锡山在山西将所有伪军、伪绥靖军、伪保安队改编为六个“省防军”。以温怀光、赵瑞、杨诚、王干元、韩步洲为分任军长。任援道、程道生、李雨霖、李英、王自全、蒋希圣、郭任民、郭清、侯殿卿、侯如墉、厉文礼、赵维藩、曹凯、秦润普、李瑞章、孙文明、何连顺等27股伪军加委为“先遣军”。伪军吴化文坦白地说：“我是1943年1月5日奉蒋委员长手令加入伪军的，专门对付‘奸党’”。据不完全统计，停战命令生效后，由1946年1月13日至3月31日止，伪军向中共解放区进攻458次，侵占195 个村镇。国民党军联合伪军向解放区进攻126次，侵占50个村镇。（1946年4月24日《新华社记者评论何应钦谈话》）。

　　蒋领袖的作为，当然令抗战后被抛弃的国军将士心寒，1947年5月13日，一些失业，而且无法过活的退役军官，包括退役军官中央训练团的将官级团员一千四百余人，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前痛哭，他们哭诉：“如果我们的中央要我们活，他们应该赏给我们一碗饭。如果他们要我们死，他们应该给我们一口棺材。” （1947年5月14日香港《华商报》），这种卸磨杀驴，只顾内战，不管抗战将士死活的倒行逆施，当然激起了众多前国军官兵的义愤，其结果就是参加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队伍，蒋介石之子蒋纬国说：“当时国军被编余之各地军官总队，曾经流传一些顺口溜：‘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当八路！ ’；‘老蒋不要，老毛要；欢迎你们整批来投效！’”；“当年由于这批庞大数目的编遣官兵一时未及加以妥善安排处理，亦无法还乡复员，结果都投向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