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毛泽东是否坚持要除掉蒋介石

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坚持要除掉蒋介石吗？

13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的领导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正式讨论对于此一事变的估计与对策。毛泽东首先作报告，肯定“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就是在它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说“这一事件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同我们的友好是公开的，（事变）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了出来，因此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是历史事业，是应该拥护的。”毛泽东评价说：其实，蒋介石最近的立场严格说来还是中间性的，并非投降的或亲日的，可惜的是，他“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既然事变已经发生，“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他提议，目前“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为此，第一，应在人民面前揭破蒋介石的罪恶，拥护西安事变；第二，应公开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第三，应稳定黄埔系、CC派，积极争取元老派、欧美派及其他抗日派。对于是否要在西安成立全国政府问题，他主张可再考虑，但应设法使东北军、十七路军不仅在政治上与我们一致，而且使他们在组织上与我们一致，应下大力去做这一工作。
对于要不要以西北为中心，甚至在西安成立政府的问题，在会议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周恩来主张：“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形式，可以考虑在西安召开抗日救亡代表大会和成立抗日援绥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张闻天更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的组织，还是应当“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但必须“改组南京政府”。张国焘则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他提出：“我们说到要以西安为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说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在反蒋问题上对南京方面就应考虑一下，张学良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我们的态度亦须表示。再在反对独裁上，亦要联系到南京政府存在问题”。他指出：“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讨论的结果，会议没有就此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显然，正如博古所说，国际指示全国抗日一定要争取蒋介石部队的大部甚至全部，中共中央现在不能变更这一策略。故对西安事变，只应看成是抗日的旗帜，不好看成是反蒋的旗帜。但西安事变是不是完全不包含反蒋的意义呢？与会者对此认识不一。很明显，张学良文寅电第一句就是：“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他是为了民族和抗日的前途及利益考虑对蒋采取行动的。这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反对蒋介石个人的意味。而不论中共此前政策如何，既然蒋介石已经成为“阶下囚”，难道他还能重新成为国家的领袖与军队的统帅不成？既然蒋介石是停止剿共内战和改组统一战线政府的关键障碍，难道除了除掉蒋介石以外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而如果除掉蒋介石，那么取消了蒋介石的南京正统和南京中心是否还能存在呢？ 毛泽东总结说：这一事变的处理，最后恐怕只能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结果在政府问题上也是“又要（南京）政府又不要（南京）政府”，话都不好说得太绝对了。无论如何，在坚持争取南京及各派赞助西安事变的前提下，“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这一方针是确定了。
张树军等著的《民族救星》中写道：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得到事变发生的消息后，既感到突然，又对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事变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讨论西安事变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首先发言。他指出：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他的行动、他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是应该拥护的，虽然是张、杨独自发动的，共产党没有参与其事，但是，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同两广事变不同，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完全站在反对“剿共”的立场，对我们是友好公开的，把我们从牢狱情况下解放出来，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控制的局面。对于争取蒋的内部和资产阶级是有利的。毛泽东分析了事变的三种前途：（一）日本在南京政府造成傀儡政府，积极向革命进攻；（二）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转到西安方面，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以威逼蒋系直接统治的东南七省就范；（三）日本操之过急，更要使中国革命起来。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提出在政治上维护张、杨，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我们的口号是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之下，这是中心的一环。毛泽东还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但是毛泽东同时也认为蒋最近的立场是“中间的立场”，他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一矛盾断送了。毛泽东主张对事变的公开反映应谨慎，指出：我们暂不发表宣言，但实际行动上，应是积极的。在毛泽东发言之后，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了“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的主张。张闻天在发言中提出：“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最后，毛泽东总结说，现在处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有许多通道，也有许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这方面来。他再次强调，为了争取群众，我们不轻易地发宣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错误，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应更明确地举起抗日援绥的旗帜。在西安建立不要政府的名义但实际上是政府性质的机构。他同意朱德、张闻天的意见：在军事上采取防御。
毛泽东在1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对于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和如何处置蒋介石，还未形成成熟的意见，但他对蒋介石是“中间立场”的估计和“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起来”的意见，反映出他仍未改变在西安事变前对蒋介石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到抗日方面来的估计，包含了争取蒋介石转到抗日立场的可能性。

综合以上记述，笔者认为毛泽东在会上确实说了“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的话。但是，第一，毛泽东指出了把蒋除掉对各方面都有好处，这只是他自己对当时形势的一种分析，而不是会议结论；第二，毛泽东没有建议要除掉蒋，《新探》自己也只是说毛泽东提出了三条建议，其中并无除掉蒋这一条；第三，毛泽东更没有“要坚决除掉蒋介石”的意思，这是某网在转载时强加到毛泽东身上的标题，也是强加在《新探》身上的标题。
为什么《新探》和张树军等著的书都提到了毛泽东说除掉蒋有好处，而其他引著没有提到？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并没有真正建议要除掉蒋介石，无关会议宏旨，所以可以忽略不提。即使是《新探》和张等著的书中都提到毛泽东说可以除掉蒋，但二者的表述也是不一样的。《新探》说毛泽东虽然指出“蒋介石最近的立场严格说来还是中间性的，并非投降的或亲日的”，但他“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而张等著的书中则说毛泽东虽然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但是毛泽东同时也认为蒋最近的立场是“中间的立场”，“他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一矛盾断送了”。二者所述说话内容前后语意转折不同，意义也自然差别很大，这也许就是写历史的“春秋笔法”了。至于毛泽东当时究竟如何进行先后表述，只有管档案的人可以说清，笔者则是无缘置喙了。然而，对于《新探》所说无论如何“‘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这一方针是确定了”，笔者却觉得其有主观武断之嫌。正如《新探》自己也承认的，会议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毛泽东在总结中也没有确定“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方针。笔者认为倒是张树军等的说法更接近真实：毛泽东在1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并未形成成熟意见，但反映出他仍未改变在西安事变前对蒋介石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到抗日方面来的估计，包含了争取蒋介石转到抗日立场的可能性。
总之，西安事变后，毛泽东没有坚持要除掉蒋介石。对待毛泽东，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感情，不同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对他造谣诬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