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真的是辛亥革命的首次起义吗

辛亥革命“首义”，真的是武昌起义吗？

辛亥革命 荣县独立与武昌起义的“首义”之争

 
    首义, 荣县, 武昌起义

 
    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关键。辛亥革命中发生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荣县独立和武昌起义就是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两个最具有影响力的标志性事件。在史学界谁是辛亥革命“首义”一直存在争议，无论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和时间顺序上看，还是史料所提供的直接或间接的史证上讲，荣县独立在辛亥革命中所处“首义实先天下”的地位是不容置疑和撼动的，它以不可争辩的史实以“辛亥首义”而载入史册。荣县首义和武昌起义尽管在历史发展的时间上有先有后，影响力、震撼力和作用力有大有小，但在辛亥革命中的显著历史作用同样是不可磨灭的。

 
    关键词:荣县独立；武昌起义；首义之争

 
    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关键。辛亥革命中发生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荣县独立和武昌起义就是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两个最具有影响力的标志性事件。在史学界谁是辛亥革命“首义”一直存在争议，笔者就此论述自己的观点，供大家探讨。

 
    （一）

 
    在史学界谁是辛亥革命“首义”一直存在争议，辛亥革命“首义”之争主要有两个主体，一是武昌起义；二是荣县独立。史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史学者认为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首义”，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以武汉地区的一些学者为主。而以四川等地的一些史学者认为荣县独立才是辛亥革命“首义”。前者主要观点认为，一些历史教材已经把武昌起义称为辛亥革命“首义”，而且武昌起义的10月10日又被定“辛亥革命纪念日”足以说明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首义”。后者主要认为，中国近代史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讲过，“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而荣县独立又是四川保路运动中发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大事，孙中山先生还盛赞荣县独立是“首义实先天下”。荣县独立比武昌起义足足早半个月，是全国首个脱离清王朝统治宣布独立，并建立起第一个地方政权。前党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题写有“辛亥革命首义荣县军政府旧址”也说明荣县独立在辛亥革命中“首义”的地位。双方各持其词，都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辛亥革命“首义”不当当是谁是“首义”的问题，而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史学问题。弄清辛亥革命“首义”，揭示历史的原貌是我们对历史应有的责任，也是对革命先驱者起码的尊重，因此，理清辛亥革命“首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谁是辛亥革命“首义”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持严肃认真，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经得起历史考证的检验，以历史的史实为依据来进行客观的揭示。要准确弄清谁是辛亥革命“首义”这一问题，我们暂且抛开双方各自的观点，让我们回归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脉络上来，以客观历史史事说话。

 
    （二）

 
    自1895年10月孙中山率郑士良（1863—1901）、陆皓东（1867—1895）等举行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来，兴中会、光复会及后来的同盟会于10余年间发动10多次反清武装暴动，诸如——1900年由保皇派与革命派联手组织的武汉自立军起义（又称庚子自立军起事），1900年10月郑士良等的广东惠州起义（又称庚子首义），1906年12月同盟会策动的萍浏醴起义（又称丙午萍浏之役），1907年5月同盟会策动的广东潮州黄冈起义（又称丁未黄冈之役），1907年6月同盟会发动三合会在惠州七女湖起义（又称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7月光复会徐锡麟（1873—1907）联络会党举行安徽安庆起义（又称丁未安庆之役），1907年9月同盟会发动广西钦廉防城起义（又称丁未防城之役），1907年9月同盟会发动广西镇南关起义（又称丁未镇南关之役），1908年3月黄兴领导钦廉上思起义（又称戊申马笃山之役），1908年4、5月黄兴与会党首领黄明堂（1866—1938）发动云南河口起义（又称戊申河口之役），1908年11月熊成基（1884—1910）等发动新军举行安庆起义（又称戊申安庆之役），1910年2月倪映典（1885—1910）等发动广州新军起义（又称庚戌广州之役），1911年4月，黄兴、赵声（1881—1911）率同盟会精英举行广州黄花岗起义（又称辛亥广州起义）。上述反清暴动的模式大略相同：革命党人在华侨社会及外国友人处筹集资金、武器，编组敢死队，对边境地区（广东、广西、云南）清方军政机关展开外科手术式的突击；内地（江西、湖南、安徽）起事则多依靠会党或小股新军之力。历次武装暴动，皆称悲歌慷慨，然而起义者与当地社会并无多少联系，势单力薄，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扑灭下去。

 
    荣县独立与武昌起义无疑是辛亥革命中的举足轻重的重要事件，当我们冷静客观的分析荣县独立和武昌起义，不难发现这样一些历史特性。一是荣县独立是以同盟会创始人之一的吴玉章（当时东京同盟总会分派四川主持大计的同盟会会员）、同盟会会员王天杰、龙鸣剑等人为代表的荣县杰出人物，以天下己任，不怕抛头颅洒热血，勇为天下，有组织、有纲领、有策划、有目标而发起的反抗清廷的武装斗争。1911年9月25日，吴玉章和其他同盟会会员成功的说服了荣县的乡绅仕宦高举反清大旗脱离清朝，组织建立了荣县军政府。中国近代史非常著名的一幕就这样出现了，四川荣县宣布独立。荣县军政府这个新建立的政权一直延继到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期间从未中断停止，这是史上当时绝无仅有的。而武昌起义是在文学社和共进会（同盟会以外的革命组织）组织下，在起义指挥总部和机构遭到清政府破坏的情况下，一群受革命党人影响的普通士兵于1911年10月10日（农历8月19日）晚间八时自发发生的。10月11日，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武昌起义时，孙中山远在北美，革命党人黄兴远在香港，宋教仁不在武昌，而是在上海。武昌起义的组织领导者，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外逃，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因此才有武昌起义夺取武昌城后，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从床底下拉出来用枪逼着黎元洪担当上湖北军政府的都督。而黎元洪本身就是一个在当时不赞成，甚至是反对、镇压起义革命军的守旧军人，是历史的潮流和喜剧般的形式把他推向了前台，华丽转身成为武昌起义军的统领人物，这不能不说武昌起义客观上存在某些先天不足的缺陷；二是荣县独立是以“保路运动”为导火，自始至终都是在同盟会的参与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荣县独立是在清王朝黑暗封建统治下透彻出的黎明曙光，它点燃了人们的希望之光，它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即将到来，极大的鼓舞了革命者及民众的斗志和决心。武昌起义则是由同盟会以外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领导的，它是在文学社和共进会组织起义机构被清廷破坏下，由普通士兵自发起事的。武昌起义的历史原貌是偶然因素和偶然事件，导致了武昌起义的发生，但无论怎样，武昌起义的最终成功给当时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力和震撼力是巨大而极其深刻和深远的。武昌起义之所能成功与当时社会背景和孙中山先生广为传播的革命思想及社会潮流密不可分，应该说由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的多次武装起义，不仅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同时还使革命的思潮深入到了社会各个阶层， 这也是促成武昌起义成功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保路运动”的兴起更使清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在客观上也促成和催生了武昌起义的成功；三是荣县独立和武昌起义，一个爆发在清王朝统治下的千年古县-----荣县，另一个爆发在地处清王朝统治重要中心腹地的长江流域-----武汉，一个呈星火之源，另一个呈燎原之势。但无论怎样，荣县独立和武昌起义很快得到全国各地的纷纷响应，遍及全国的反清浪潮使清王朝再也无力扑灭，只能在这场革命风暴中覆灭。由于武昌起义地处清王统治重要中心腹地的长江流域-----武汉，它的影响巨大。特别是在武昌起义以后，革命党人充分利用武昌起义的声势和影响，掀起了更加猛烈的反清武装斗争运动，这对以后 “中华民国”的建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华民国政府于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9月，将十月十日定为“国庆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双十节作为“国庆日”的性质被取消，但仍作为“辛亥革命纪念日”予以纪念。

 
    （三）

 
    对于为什么“辛亥革命纪念日”没有确定为荣县独立的9月25日，而是选择了武昌起义的10月10日，我们暂时还无法弄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如何确立的真实过程，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从历史的史料中寻找答案。综观历史，任何一个历史纪念日的确定历来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往往都充满诸多政治和时势因素的多重考量。因此，“辛亥革命纪念日”它不是，也不应该是作为“首义”的定义或代名词。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先生始终被推崇为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在民众心中精神领袖的地位是无人可代替的，可以说在辛亥革命中所有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无不受到其革命思想的影响，也正因如此，孙中山先生才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而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国临时而副总统则是武昌起义后后来被推举的统领人物—黎元洪。由于历史的这一过程，在当时的政治格局和时势下，荣县独立的作用和意义被忽视，所有胜利的光环都集聚在武昌起义成功的名下。因此，选择武昌起义的10月10日作为“辛亥革命纪念日”就很自然和不难理解的事。那么谁有资格能冠以辛亥革命“首义”呢？笔者认为，必须以史事，必须以不愧于“首义”这一称号的历史事件才能冠以辛亥革命“首义”的称谓，这不仅是我们对历史史实的尊重，也是对那个时代为了我们今天，以天下为己任，不怕抛头颅洒热血革命先行者应有的尊重。

 
    “首义”一词由东汉哲人王充创用，其意为首先揭示宗旨。以后，“首义”引申为首举义帜、率先发难，唐人杜甫、韩愈有此用例。因此，能够冠以辛亥革命“首义”的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首创性义举并获成功。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三是时间最早。笔者认为，荣县独立无论是在首创义举上，还是在实际意义上，以及在时间上都起到了先导、开创和率先的作用。因此，只有荣县独立才称得上辛亥革命“首义”的称谓。荣县独立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在辛亥革命中发生的真正意义上实行“首先起义”并获成功的事件。荣县独立之所以寓为辛亥革命“首义”，是在于荣县独立有别于在此之前的任何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它是受孙中山先生组建的同盟会总部的领导，由同盟会创始人之一的吴玉章直接策划下，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目的、有旗号的反清武装起义活动。它高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义旗，宣布脱离清王朝封建统治，荣县独立以建立军政府为标志，首次在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比较完备行使共和职能的地方政权，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具有划时代意义；其次，荣县独立比武昌起义早半个月是一个不争的史实。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辛亥革命纪念日定为了“10月10日”，就进而否认荣县独立在辛亥革命“首义”的历史地位，辛亥首义非荣县独立所莫属。荣县独立“首义实先天下”是历史的原貌，它得到了不少地方史志和历史文献材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充分证明或佐证。中国近代史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讲过，“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而荣县独立又是四川保路运动中发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大事，孙中山先生还盛赞荣县独立是“首义实先天下”。无论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和时间顺序上看，还是史料所提供的直接或间接的史证上讲，荣县独立在辛亥革命中所处“首义实先天下”的地位是不容置疑和撼动的，它以不可争辩的史实以“辛亥首义”而载入史册；最后，荣县独立说它成功是指，从1911年9月25日吴玉章宣布荣县独立，建立荣县军政府起，这个新建立的政权一直延继到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期间从未中断停止，这是史上当时绝无仅有的。

 
    结束语：只有当历史的原貌客观反映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对那个时代发生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真正懂得什么是辛亥革命的精髓。正视历史，才能展望未来。荣县独立和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这场波澜壮阔民主革命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两件标志性事件，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荣县独立、武昌起义尽管在辛亥革命的历史发展上时间有先有后，影响力、震撼力和作用力上有大有小，但它们在辛亥革命中的显著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同样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