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中的“斯大林格勒”

中国抗战中的“斯大林格勒”之战

 
    近年大陆宣传抗战中以国军为主的正面战场的作用，有人把当年重庆《中央日报》称作的中国的“斯大林格勒”的战役又翻了出来。由于当时石牌扼住长江通往重庆的咽喉，国军守备石牌的18军11师师长胡琏又有传奇经历（淮海大战负伤逃脱，又在金门成为取胜的决定因素），该说法伴着胡琏的故事风靡一时。这也引起了本吃米老虎的兴趣。于是钻进资料里，把这个“东方斯大林格勒”之战挖掘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鄂西会战双方参战兵力和态势

 
    被称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之战的石牌保卫战实际上只是日军发动的鄂西战役第三阶段战斗。

 
    鄂西会战是日军主动发起的。日本防卫厅的战史资料显示，日军当时战役目的是：1）打通宜昌和武汉之间的长江水运，使在宜昌掠夺的约2万吨位的船舶和其他物资能沿长江运到武汉，实现“以战养战”的战略；2）消灭长江南岸从宜昌到洞庭湖之间的国军主力。

 
    随着太平洋作战的开始，日军的兵力已经捉襟见肘。为了鄂西会战，日军能动用的机动兵力只有第3，13，39师团的主力和独立17旅团，另外只能从34，40，58，68等4个师团抽出少数大队配合行动，整个战役高峰时攻击兵力约七万人，投入战机248架。

 
    从日军的战役规划看，基本上是一次“扫荡”作战，即投入有限兵力，以打击敌方有生力量和掠夺物资为目的。这种作战模式，在华北是家常便饭，只是规模有所不同而已。从战役目的看，鄂西战役甚至比不上日军42年对冀中的五一大扫荡。对冀中日军动用5万多兵力，战役目标是完全占领冀中；而鄂西的战役中日军战前明确战役结束后，日军主力撤回江北。

 
    国军所在防区是陈诚为司令长官（孙连仲代理）的第六战区，在长江以南国军为3个集团沿上游至下游一线排开：江防军（包括五大主力18军在内的3个军8个师）、第十集团军（2个军6个师）以及29集团军的川军和湘军各一个军共6个师（杂牌军基本上是在一线滴）。会战开始后又得到其他3个军9个师的支援（包括五大主力之74军）。另外六战区在江北还有26和33两个集团军。国军仅在长江南岸就投入地面兵力达10个军29个师（超过20万人）。值得一提的是，此役中、美空军参战飞机达165架，虽然只约占日军的70%，但天空已不是由日军独霸了。

 
    战役进程

 
    1943年5月5日，日军开始第一阶段行动，进攻指向29集团军（73和44军），主要对象是73军。日军出动第3师团及三个旅团级支队（约4万人），在局部形成兵力优势。73军本是湖南地方军阀和土著招安后组成的部队，是正宗的杂牌军，但如果想当然地认为不行就错了。73军在失去一线阵地后，居然不像一般的国军溃散，还像模像样地组织就地反击，和优势日军反复争夺激战5天后，才终于丧失战斗力，退出战场收容整顿。

 
    为何73军比较有战斗力？依本吃米老虎看，只是因为两个师长是共产党！

 
    一个是韩浚。黄埔一期生，苏联红军大学的留学生。韩浚混得惨哪，黄埔一期的到43年还只是个杂牌军师长，同学中军长的，集团军司令的比比皆是。谁叫你当初加入共产党？要不是当年赶往南昌的路上把你的部队扣了，说不定你就跟着朱德上井冈了。可韩浚打仗全无国军彼此观望、保存实力的习气。薛岳第三次长沙大捷（实际上所谓的三次大捷，也就第三次是胜利）时，韩浚是第一个率增援部队77师进入长沙城区并接过方先觉师的防地的。以致后来守衡阳时，方先觉军长还以为王耀武、张灵甫的74军还会像韩浚那样拚命地赶过来呢。

 
    另一个是郭汝瑰，就是后来做到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主管作战）并和共军地下党搭上线的。

 
    郭汝瑰把个土著出身的暂五师整理得战斗力大增，无非做了两条。一是实行“经济公开，人事公开，意见公开”，不吃官兵的饷，奖罚有度，从而提高了士气；还有就是狠抓军事训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素养。加上陈诚的关照，郭又搞来一个奥地利全进口的迫击炮营，师的编制也变成了甲种师，暂五师战斗力大进。

 
    73军虽然能硬顶几天，但是在无地形优势，装备兵力都处劣势的情况下，最终还是垮了。可惜73军赢得的几天宝贵时间，并没有对战役发生丝毫作用。

 
    日军猛攻73军时，孙连仲曾下令调江防军的部分兵力参加反击，但被蒋委员长在重庆遥控制止。孙在发布命令后又只好收回。日军在击破73军，休息两天后，从5月12起开始第二阶段进攻，将主要攻击目标转向第十集团军。到5月15 日，仅四天时间，日军又利用局部兵力优势（5万对4万）击破第十集团军的87、94两军，其中两个师遭到严重损失，十集团军兵力仅存1/3（应该部队大部分是溃了，而不是被日军歼灭了）；5月18日，日军占领松滋，结束战役第二阶段。

 
    再休息几天后，日军在5月21日开始第三阶段作战，将矛头对准江防军主力，攻击兵力达到六万（日军玩得就是局部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这一招，可惜国军就是不长记性，屡败屡战，最后内战输给共军，包括淮海80万输给60万，不也是输在这一招吗？）。至24日，日军已肃清外围，战场中心移到清江，石牌的要塞地区，以18军为核心的江防军（3个军8个师）成为战场主角。所谓的“东方斯大林格勒”，就是指此处的战斗。

 
    国军方面，陈诚已返回前线指挥，其他战区支援部队有五大主力的74军（缺一个师）、79军、坚守台儿庄的主角池峰城的30军以及第185师共9个师正在赶往战区。陈诚于5月25日作出战役部署，要点是以江防军6个师借助地利优势和要塞炮火守备，其中18军11师（胡琏）坚守石牌，等待援军赶到后形成2比1的兵力优势后进行反击。

 
    5月26-27两天，日军猛攻，至27日晚，国军下令放弃一线阵地，向石牌撤退。日军打通宜昌下行水上通路，宜昌船队和物资开始向武汉转运。

 
    5月28、29两天，日军猛攻石牌，守军占有地利，抵抗坚决。而日军经过三阶段作战，特别是第三阶段从21日始已九天，已成强弩之末。而宜昌至武汉水道已通，日军于29日下达了战役主力从31日开始撤退的命令。

 
    经过日军连日猛攻，蒋委员长意志动摇，再次干预前线，急令留18军11师守石牌，其他部队后退到野山关，茅坪一线组织新的抵抗线（是否像对待以后守衡阳的部队那样准备放弃11师了？）。18军18师在撤退中竟然发现敌人趁夜已全线撤走，乃向18军方天军长报告，并由军参谋长赵秀昆直接电话报军令部。

 
    5月31日，六战区下达追击命令。由于日军过于依靠老经验，轻视中国军队的追击能力，到6月2日，13师团担任后卫的104联队第2大队被国军四个师包围（79军一个师和第十集团军三个师）。6月3日，日军命令13师团停止撤退，和独立17旅团投入反击中国追击部队，经过6月5-7日三天激战，日军付出2个大队长被击毙的代价，救出被围的第2大队，然后从容而去，恢复战前态势。鄂西战役结束。

 
    想三年前，彭德怀动用八路5个团加一个山炮连在关家垴激战两天没能歼灭日军占地利的一个大队，从而引起后人对八路战斗力的怀疑；但和国军四个师野战5天不能歼灭一个大队比，国军的战力似乎更弱些。

 
    东方斯大林格勒的由来

 
    话说蒋委员长接到日军开始撤退的报告后高兴异常，令他的大管家林蔚（时任军令部次长）直接电告18军军长方天，要求速拟战报报军令部（跳过六战区，急不可待呵），要注意宣传。方军长就把该任务交给军参谋长赵秀昆，由赵负责。赵于是心领神会。

 
    于是就有了6月3日重庆的《中央日报》领着各大报发布“鄂西大捷之经过”的战地报道。其中有“我统帅则特颁手令于要塞守备部队方天诸将领，明示以此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敌军屡以密集部队向我要塞决死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内以后，予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北斗冲一地者既有二千三百具”。至此，把石牌守备战成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的说法就流传开了。

 
    讲到斯大林格勒战役，我们总会想到战役的几个特点：一是双方投入兵力达百万，时间延迟数月；二是经过反复争夺后守方全歼攻方几十万的部队；三是战役结果对战争有决定性影响。

 
    因此无论从报道的哪个角度看，石牌保卫战都抵不上斯大林格勒的一个角。更何况还有当事人事后澄清。

 
    18军军参谋长赵秀昆在回忆文章中坦承自己代表18军给军令部的报告“肆意夸张”，“军令部更进一步虚构、夸张”，其中“积尸二千三百具”是赵亲自编造，而统帅（即委员长）手令则为军令部编造。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双方的战损统计。

 
    战役双方的损失

 
    重庆战后声称日军“弃尸万余”，陈诚说歼敌2万5千多人，明显是宣传数字。若7万进攻日军阵亡上万，加上负伤至少二、三万，国军还不能歼灭被包围的一个日军后卫大队？

 
    到台湾后，国军的数字稍微有点靠谱了。台湾国防部的《抗日战史》统计，鄂西会战国军阵亡23，550人，负伤18，295人，失踪7270人；俘虏日军88人（可惜战后并没有战俘展示给新闻界），日军伤亡3，500余人（是否引用了日本的数据？）

 
    日军统计数据为：战死771人，负伤2746人（死伤比为1：3.56），俘虏国军4729人，国军遗尸30766具。日军打通了宜昌到武汉水道。

 
    但这些双方公开的数据仍然是水分十足。

 
    国军的损失数字中，负伤的数字因伤兵人还都在，统计应该比较准确；失踪的国军数字稍大于日军统计的俘虏数字，也比较可信。但国军的战死数字十分奇怪，就是不算失踪当中的阵亡士兵，战死和负伤的比例竟然是1.3：1，完全是倒过来的比例。

 
    直到看到了长沙会战时任职暂五师师长的郭汝瑰回忆录中的一个故事，才恍然大悟。

 
    郭到暂五师上任师长交接部队时，发现一个名册上有七千多人的师实际上才三千多人，剩余的人到哪里去了？原来那三千多人是长官吃空饷的鬼名单。

 
    郭汝瑰虽然自己廉洁，不吃空饷，但如何轧平这些鬼士兵也颇费脑筋。于是在一次军事行动中，暂五师谎报渡河时遇敌空袭，阵亡士兵多少，设备损失多少。借着陈诚的后台，暂五师不断得到补充，郭师长才逐渐将鬼名单补齐。

 
    原来每次战斗都是高级军官洗掉吃空饷的鬼士兵的大好机会啊！

 
    考虑到国军战场救护能力较差，如果死伤比是1 比1.5，国军在此战中阵亡大约只有1.3万人；就是死伤比达到了1：1，国军阵亡也应该为1.8万人。国军阵亡人数应比统计数据少五千到一万人。

 
    一万人听起来很多，但如平均到参战的29个师，也就是每师几百人（嫡系主力部队吃空饷可能好点）。何况这次是难遇的较大的军事行动，鬼士兵此时不牺牲更待何时？

 
    因此，刨去鬼士兵，国军整个损失（死，伤，俘）应为四万余人，约占整个参战兵力五分之一。

 
    至于日军所报的三万多具尸体，在历时一个月，长200公里，宽90公里的战场上会没有中国老百姓被“三光”了？

 
    日军自报的伤亡也不可信。日军少报自己的伤亡的统计数据是惯例，是否和美军一样在战死的定义上条件十分严格？

 
    看一下整个战役进程就可以估计日军的伤亡。

 
    日军第一阶段和73军的战斗是经过激烈阵地争夺的，日军重伤及阵亡大队长各一，73军损失近半。日军一个大队一千到一千二百人，因此日军伤亡上千不为过吧？加上其他次要方向的战斗，该阶段日军伤亡可能在1000到1500人。

 
    日军第二阶段虽然打垮了国军两个军，但发生激烈战斗的国军只有两个师，其他都是溃散。日军也没有重要军官阵亡资料，因此伤亡应该比第一阶段少，可能不到千人。

 
    日军在第三阶段前期作战烈度不大，可能损失仅数百人；但从5月24日至29日共六天在不利的地形下向江防军主力守备的要塞区进攻，国军有6个主力师（包括胡琏的11师）在炮兵和空军的支援下和日军发生激烈的阵地攻防战，该阶段也是石牌守备战的主要阶段。日军损失当在二千以上。

 
    日军撤退时，后卫第2大队被包围。虽然最后解围而去，但大队长被击毙。解围部队独立第17旅团被击毙两个大队长。因此撤退阶段日军伤亡应在二千以上。

 
    因此整个战役日军伤亡约在7000-8000人，占出动兵力10%略强。这也符合日军始终对战役的进度保持控制力的实际情况。日军和国军战损比约为1：5到1：6之间，这个比例也符合历次会战的数据。这样，日军实际伤亡数应该比日本承认数字至少高一倍。

 
    结论

 
    从战役目标看，日军达到了打通宜昌武汉水道，掠夺战略物资的目的，并给予国军部队重大打击，但没有达到大规模围歼国军的目的，因此对日军只能算是基本成功的战役。而对于中国方面，虽然没有丧失领土，但战争实力遭到巨大损失，又没有重大地消耗日军实力，因此，鄂西会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次失败的会战。

 
    至于所谓的“东方斯大林格勒”，用在当时鼓舞士气尚可理解。但现在再翻出来，连台湾的国军都不好意思说了，大陆的“果粉”们还有必要再津津乐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