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期间国共曾多次和谈是真是假

长征期间，国共曾频繁和谈
很多人认为，1936年是“西安事变”致使国共和谈，其实，早在这一年春夏，尚未完成长征会师的各路红军还在与国民党军激战，国共两党代表已在密室中开始一轮轮谈判。

  “蒋贼”变“蒋总司令”传递信息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入侵威胁到南京政府，蒋介石对日态度开始强硬，共产国际也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国共双方接触谈判有了基本前提。
    1935年12月中旬，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因蒋介石仍在“剿共”，中共中央没有改变“反蒋抗日”口号，不过已开始设想采取争取策略。12月9日，《救国时报》刊载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拟的中共宣言，将传统的“蒋贼”之称改为“南京蒋总司令”，并希望他的军队“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对蒋介石称谓的这一改变，实际传递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信息。

蒋介石托宋庆龄荐密使到陕北

    蒋介石看到中共传递的信息，马上作出了反应。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询问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是不是确有谈判意愿。这位大使作出肯定答复后，蒋介石马上通知他的心腹、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潘汉年、王明先后会见了邓文仪，表示愿意和谈，又说中共中央在国内，谈判应在国内进行。
    接到邓文仪的报告后，不愿公开放弃“剿共”立场的蒋介石决定以中间人牵线方式进行接触试探。他知道宋庆龄同中共有密切关系，便派妻兄宋子文去表示愿意谈判之意。宋庆龄马上推荐有“红色牧师”之称的董健吾去陕北。董健吾出发前，蒋介石交代了与中共谈判的条件，即共产党可以合法身份参加政治活动，红军编入国防军到抗日前线。
    1936年2月下旬，董健吾到达陕北。毛泽东回电表示“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毛泽东还提出“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等五项条件。蒋介石却只想收编红军，不同意政府改组和组织“联军”，双方所提条件的差距很大。

频繁谈判却迟迟达不成停战

    国民党当局伸出和谈触角时，中共中央也秘密派出代表周小舟，于1936年初至8月间4次赴南京，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商谈和平条件，还从衣服夹层中带去一批毛泽东、周恩来等致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曾养甫、覃振的信。
    6月间，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的桂系以“北上抗日”为口号，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蒋介石为稳住西北，对共产党的谈判态度一时积极起来。7月间，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应邀到达南京，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负责人张冲进行了会谈。
    然而，一向只讲实力的蒋介石解决了陈济棠并迫使桂系妥协后，对共产党又强硬起来。10月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以胡宗南、关麟征部等中央军精锐为主的国民党军紧追过来并展开猛攻。
    在蒋介石展开军事进攻之际，11月10日，潘汉年又到上海沧州饭店谈判。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只能编三千人至五千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如回国，量才录用。”听到这一苛刻条件，潘汉年马上回答：“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的立场上的收编红军条件，不能说是合作抗日的谈判条件。”毛泽东随即于11月18日发布“决战动员令”，在“长征最后一仗”——山城堡之战中消灭胡宗南一个旅。

“西安事变”影响和谈进程

    山城堡一战，显示了红军的战斗力。蒋介石在秘密谈判中的条件很快有了改变。
    12月初，陈立夫紧急电召潘汉年再去南京谈判，见面即说明，蒋先生已作出重要让步，不再坚持收编红军和师长以上干部出洋半年回国量才录用等条件，同意接受红军改编，并说明人数限制在3万以内。
    在红军长征结束前后，国共频繁谈判却迟迟达不成停战，关键是蒋介石想以对付旧军阀的“收编”方式吃掉红军，不同意建立合作抗日关系。12月10日，毛泽东致潘汉年的电报中明确说明：“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的让步。”这封电报因密码破译原因，直接被张冲收悉。陈立夫约定张冲次日一早即飞西安向蒋请示，不料次日一早他便头晕目眩被送中央医院留医。12日下午3点多，陈立夫接到电报：“张杨叛变，领袖被扣，生死不明。”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打断了国共继续讨价还价的和平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