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临死前后 邓小平死后捐献遗体

邓小平的临终时刻与身后事
 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这位20世纪最后一位伟人的一举一动，聚焦着世界的目光。外媒至少100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的四方形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1997年2月，邓小平病危。这一次，境外的媒体没有谁说什么。 

邓小平的最后时刻 

　　1996年12月12日，邓小平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起床。对这位生活规律的老人来说，这样的例外绝少发生。 
　　虽然也有先例，比如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熬夜看球。但保健医生发现这次情况不妙。老人咳嗽不止，不能畅快呼吸，不能下咽食物。身边的医生已不能应付局面，只好把邓小平送进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 
　　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刘金田至今仍感到安慰的是，他们参与创作的系列纪录片《邓小平》成为老人有生之年看到的最后一部电视片。 
　　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元旦那天，下了雪，老人躺在沙发上看完《新闻联播》后，仍有兴致地欣赏其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随身医护人员黄琳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琳知道他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面那些话一句句重复出来，。黄琳忽然感到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羞涩”。 
　　“那部片子我参与了创作，话语都非常平实，。小平同志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我们也不试图神化他，但小平同志仍然对我们偶尔描述他功绩的句子感到不好意思。”刘金田说。 
  

 捐献角膜和遗体 

　　这时正是新年和春节之交，党和国家领导人事务繁忙。这期间，政治局委员们接到通报说小平同志病情稳定，因此总理李鹏去了辽宁，政协主席李瑞环去了海南，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副总理朱镕基去了重庆，常委胡锦涛也按计划出访南美3国。 
　　进入2月，人们敏感地注意到，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春节期间，回老家过年的刘金田接到上级电话，“说小平同志不行了，要求我立即回京。”接到电话的还有刘的其他同事。几天时间内，他们完成了《悼词》、《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3个文件。 
　　据透露，小平病重期间，他的家属与他一样，一点特殊要求都没有，不干涉医护小组的方案，小组完全自己做主。当然，每一套方案实施前，医疗组还是要请家属签字，。家属只是履行手续，对医疗组特别信任、放心。 
　　1997年2月19日傍晚6点多，邓小平的病情出现异常。老人的呼吸功能已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 
　　邓小平夫人卓琳带着全家人向他告别。4天以前，她就写信给中央，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眼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 
　　医生傅春恩说：“我们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这之前，发生过几次病情变化，都抢救过来了。这一次，我们同样进行全力抢救。” 
　　到晚上9点08分，当医疗组认定已回天无术时，医疗组组长、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陶寿淇与301医院副院长牟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抢救’”。 
　　这个晚上，恒温病房内依旧温暖如春，窗外的冰雪却是一派北国气象，老人在这里走完他最后的历程。 
　　

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邓小平溘然离去的消息。 
　　2月20日清晨，北京天安门广场。守候在国旗基座周围等待观看升旗仪式的人们，不停地盯着“升旗时间预告牌”——显示“今日升旗时间：7时01分”。 
　　“敬礼！”中队长王金耀略带沙哑的嗓音在7时零1分准时下达了升旗口令。国旗如往常一样升高，升高、再升高，直至旗杆顶端。 
　　“降——半——旗！”突然，一声低沉而又庄重的口令砸在观众们的心里。这一瞬间，国旗在万众瞩目中开始缓缓下降。霎时，中外记者频频亮起的镁光灯，凝成了一个悲壮氛围。 
　　于是，一个定格的历史画面：1997年2月20日晨，天安门广场首次为邓小平逝世降半旗志哀，迅速走入各报头版和电视新闻中。 
　　2月24日9时31分，在中央领导人、邓小平亲属和治丧办公室成员的护送下，灵车徐徐驶向八宝山革命公墓。当白色灵车开上长安街时，尽管从位于五棵松的301医院到八宝山只有2500米，但挤满了首都各界人士和从各地赶来的10多万人民群众。 
　　有几个年轻人竖起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再道一声：小平您好。”很多人想起了1976年的1月15日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动人情景。 
　　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逝世及其追悼活动，往往超越一个人的逝世本身。政治分析家则倾向于将邓小平的去世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去世联系在一起。 
　　2月20日，新华社发表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和《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其形式级别和毛泽东主席同格。但没有像1976年那样发布《全国各地举行追悼仪式的通知》、《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予陆海空三军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和《中央委员会给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的紧急电报》等文件。 
　　

第三代领导平稳过渡 

　　邓小平逝世后，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过渡危机”。实际上，邓小平主动从政治舞台淡出以后，很平稳地完成了新老交替。 
　　他相信已完成第二代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成功地实现了1985年接受迈克?华莱士采访时的承诺：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这会有助于实现现行政策的连续性。 
　　小平去世后的几天，中央电视台多次在节目中播放邓小平肯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镜头。 
　　和毛泽东离世那种撕心裂肺的场景相比，邓小平离世给社会带来的震动要小得多，这是后人在总结这段历史时，经常提及的，而这正是他自己的希望，也是他晚年多种努力的结果。 
　　邓小平生前再三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刘金田透露，小平在最后的日子里思维清晰，但他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那段时间，老人有时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 
　　黄琳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琳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只是淡淡地说：“该说的都说过了。” 
　　“南方讲话就是邓小平最后的政治嘱托。大局已定之后，他就不再过问什么了。”刘金田说。 
　　

（延伸阅读）小平逝世如何传遍世界 

　　2月17日，一位朋友约路透社驻中国记者马珍见面，“必须要出来见”。这位朋友的丈夫当时每天出现在301医院。她告诉马珍，邓公身体不行了，。另一方面，马珍得到消息，几个中央领导人提前回京，。据此，路透社于当天发出邓小平病危的消息。 
　　2月18日，在马珍的要求下，会说中文的路透社记者都被调到北京。新记者们还没有倒过时差，19日就投入新闻大战，就连摄像记者都上了街，“无论如何，去拍点什么回来。”马珍要求他们。 
　　当时，已有外国记者靠近中南海西门观察到领导人车队的出入。当天晚上，有点冒失的《华尔街日报》记者还跑到了邓家。 
　　外国记者发现，中央电视台15层灯火通明，这证明央视的领导们一反常态，仍在办公；另一路去《人民日报》的同事也带回了信息；此外，天安门广场的警察也多了起来。 
　　作为路透社首席记者，马珍拥有独立发稿权，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实在太重大，路透社事先早有要求：这位20世纪最后一位伟大人物的去世消息，必须在新华社确认之后才能发。 
　　发，还是不发？马珍打电话给她的领导。领导一番踌躇之后给了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答复：自己看着办。 
　　专收新华社消息的电传机仍然保持沉默。早已写好的消息静静地躺在待发稿库中。发，还是不发？在两个小时的焦灼几乎到崩溃边缘时，马珍说话了，。她只说了一句：算了吧，发了。 
　　红色标识的头条只有一句：邓小平逝世。那一刻，是2月20日凌晨2点42分。 
　　两分钟后，电传机响了。于是待发稿库中另一条也同时发出：“邓小平逝世。”新华社说。 
　　在所有世界级通讯社中，路透社成为第一家发布邓小平逝世消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