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调查五年后中国光棍人数 男女比例

“光棍危机”

性别比失衡，必然引发婚姻市场失衡。

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撰文指出，2010年，0—19岁人口男孩有1.72亿人，比同年龄段的女孩多2210万，其中10—19岁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950万，男女比例是111.5比100。这意味着，到2020年进入婚配的20—29岁男孩将比女孩多出近950万；0—9岁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1260万，男女比例是118.9比100。

姚美雄分析认为，2020年后，一成以上年轻男性将找不到配偶，年龄段越低则越严重，社会将形成一个特殊的单身男性社会群体。

人口学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的测算更显形势紧迫。他告诉澎湃新闻，如果以22—26岁代表女性的初婚年龄，以24—28岁代表男性的初婚年龄，中国的二者比率在2013年前的波动在90%—100%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光棍问题。但从2014年开始，24—28岁男性人数将快速超过22—26岁的女性，2018年二者的比例将超过125%。他由此认为，2015年“光棍危机”已全面爆发。

姚美雄告诉澎湃新闻，男多女少必然引发“婚姻挤压”，高龄男性会向低年龄女性中择偶，挤压到一定程度，城里男性会找乡下女性，富裕地区的男性会找欠发达地区的女性，而“剩男”最后沉积在贫困阶层。

姚美雄说，政府可以帮助“剩男”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但对“婚姻贫困”无能为力。到2020年，“剩男”规模接近澳大利亚总人口（2013年估计2400万人），即使通过“进口”新娘也将是杯水车薪，且“剩男”还在不断产生，他们中绝大部分将终身打“光棍”。

姚美雄说，正常人合理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将会降低他们对社会的认同，甚至可能诱发反社会的心理，可能与其它社会矛盾相交织引发社会动荡。

宽松的生育政策有效吗

2014年国家卫计委召开部署会议后，各地亦迅速采取行动，重拳打击“两非”的消息频繁见诸媒体。“最后一年如果完不成任务，可能位子就难保了。”厦门市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

厦门市卫计委打击“两非”工作负责人王辉荣认为，打击“两非”对遏制性别比失衡的作用有限，一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靠行政手段难以改变；再者，随着技术的发展，B超机可以轻易获得，采血到境外鉴定也非难事，这给执法带来了困难。

厦门市卫计委法规科一位官员告诉澎湃新闻，男性偏好有着深厚的现实土壤，即使现在，农村家庭对男性的依赖仍要大于女性。他认为，消除男性偏好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真正让父母感受到生男生女都一样”。

中国政府通过连续几年的综合治理，到2009年出生性别比出现拐点，开始逐年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性别比降为115.88，较2013年下降了1.72个百分点，是6年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认为，2014年性别比大幅下降的原因，得益于2013年年底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他相信，宽松的生育政策有助于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

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穆光宗告诉澎湃新闻，要消除“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需要重建生育文化，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难以一蹴而就。他认为，最具操作性的办法仍是放开生育限制。

多位受访学者提到一个正面案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山西翼城、湖北恩施、甘肃酒泉和河北承德展开全面二孩试点，“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2010年人口普查时，试点地所在的省份都存在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但除承德外，其余3个试点地的出生性别比一直保持在正常范围，而且近年来“越来越正常”。

中国人大学人口学教授顾宝昌在其主持编写的《八百万人的实践中》中，对试点地的数据分析后认为，较宽松的生育政策有助于促进出生性别比正常化，生育二孩缓解了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之间的矛盾，为招赘婚创造了条件，减轻了养老压力。

顾宝昌同时以承德试点区性别比失衡为例分析，较宽松的生育政策不是实现性别比正常化的唯一条件，治理性别比失衡还需要从多方面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