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点并校"产生大量农村寄宿生 撤点并校政策产生的问题

一名三年级小学生正在食堂打饭菜。食堂的员工不懂营养膳食，只是凭着经验采购食材，每周换一换样儿。

目前为止，在林晓妮儿子的寄宿生活中，没有生活老师，没有借阅室，没有课余活动，一间小小的体育馆，也是铁将军把门。

每天早上，他比同学起得早一点，早早洗漱完毕，待在寝室窗前，看窗外的世界。

这些10岁出头的孩子，晚上都被锁在宿舍楼内，早上，初一学生的宿舍楼首先开门，这个初二男生站在窗边，看同学们乌泱乌泱从楼里涌出来，想到自己还不必下楼，心里就美得很。

这就是他生活中最大的娱乐了。

最开始的时候，杜爽只是想尽己所能，帮一帮自己见到的那些孤单的小孩。

她至今都记得在甘肃一所寄宿制小学里，晚上熄灯后，学生宿舍里传出隐隐约约的哭声。当地的老师来向她解释：“学生刚开学，都想家呢。”她这才注意到，这些住校的孩子很小，一二年级，不过六七岁的样子。有人哭着说想家，哭得停不下来，却也只能在哭泣中沉沉睡去。

在那样的环境中，她突然意识到：“也许很多住校生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这样的经历，却可能是农村一代孩子共同的童年回忆。

自2001年以来，随着“撤点并校”政策的层层推进，大批农村孩子离开父母，住进了学校的宿舍里。

就这样，杜爽在一个被大多数成年人忽视的角落里越走越深。在现有条件下，让这些年幼离家的孩子过得更快乐点，从此就成了她的努力方向。

“老师对一个无所事事的寄宿生说，要不你再抄两遍考卷吧。”

1月14日，杜爽所在的教育公益组织歌路营发布了《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却是我国自正式开始施行“撤点并校”政策后，迄今可见的一份全面描述和揭示这些孩子生存状况的报告。

在报告前言部分，她们列举出了如下数字：

37万—执行“撤点并校”政策10余年后，我国的中小学从62万所减少到37万所，其中80%都是农村学校；

45%—将近一半的小学有低年级的住校生；

6~10cm—寄宿生平均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6～10厘米；

63.8%—六成以上的孩子觉得自己很孤单；

……

比起住在家里的孩子，住校生在多个调查中显示出在社交、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等方面存在更多问题；另外，他们的平均成绩也比走读生更差。

“最开始我们是想向大众解释‘为什么要做一个为农村住校生讲睡前故事的项目’，但一次次发现，其实多数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学生住校也是个问题。”在一栋老式居民楼里，正在办公的杜爽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她们为什么会动手去整理这么一份报告。

交出最后的报告之前，杜爽与她的团队走访了河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省的上百所寄宿制学校。

她可以随口总结出这些学校的共同特点：孩子们都睡在特别简陋的床上—要么是铁架子高低床，1～1.2米宽的床上通常睡两个孩子，或者干脆就是大通铺；房间里没什么随孩子性格的摆设，好些宿舍甚至连窗帘和储物柜都没有；食堂的饭菜谈不上有营养，比起蛋奶，孩子们更爱吃辣条、方便面这些富含添加剂的零食；许多宿舍的厕所用不了，也没有热水。

以至于有老师形象地总结：“闻味道就知道哪个是寄宿生。”

在调查的过程中，歌路营的工作人员听过许多孩子想家的故事，有些被她们写到了报告中：“一个学前班的小女孩凌晨一点醒过来，哭着要回家，老师陪着她去操场走了半个小时才肯回来睡觉”—六七岁的孩子最容易想家，一个孩子哭闹，没准就感染得寝室里的几十个孩子一起哭起来。

还有大同小异的时间安排：早上5点半起床，晚上10点左右熄灯，中间的所有时间，除了吃饭，就是乖乖坐在教室里。

“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作业早就写完了，还得待在教室里，怎么办呢？”杜爽就见到了这样的场景：“老师对一个无所事事的寄宿生说，要不你再抄两遍考卷吧。”

还有一回，杜爽参观一所学校，看见孩子们在阅览室前排起长长的队伍，她上前一问：一个孩子在小学寄宿了5年，这是她第三次见到阅览室开放。

她不由得感到疑惑：这样的生活能让孩子们不想家吗？

然而，在农村地区，这样的生活，不仅孩子们不能拒绝，甚至家长们也无从选择。

2001年，俗称“撤点并校”的大规模中小学布局调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农村寄宿生大量增加。

杜爽见过的上学最远的孩子，是青海的一个小男孩，他从家里到学校要花8个小时。撤并学校最多的，也正是在内蒙古、青海这些地方。

另一些孩子遇到的情况则不同：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地方“一刀切”地规定，不管离学校多远，所有学生必须住校。一定程度上，这种规定对城镇化进程有推动：把孩子放在学校后，家长们可以更放心地离家打工；甚至住宿费本身就驱使家长出门打工挣钱。

多年后回顾起来，不少报道和评论将这场运动称为“大跃进”式撤校。2011年12月30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谈起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时承认，在一些学校的撤并中，存在工作简单化、程序不规范，以及撤并后办学条件没有跟上的问题。

只不过，以往对“撤点并校”政策的批评，都集中在食品卫生、校车安全、宿舍安全等方面，很少有人从孩子感受的角度去考虑：这样突如其来的寄宿生活，孩子们是不是习惯？

多年从事教育公益组织的工作之后，杜爽的印象是，不少乡村学校的教师、家长，也多少有些茫然。很多学校捉襟见肘的状况，并非不关心孩子，而是此前“非寄宿制学校的教育、管理理念已经不再完全适用”。

譬如，一名校长一边对杜爽说孩子们很适应寄宿生活，一边对她提出的“高年级女生宿舍为什么没有窗帘”这种问题不以为然：这里是农村，这些还都是孩子嘛，没人会看的。

实际上，女孩子们早已到了对此在意的年纪，杜爽随即发现，她们只能偷偷藏在门背后的小空间里换衣服。

不亲临其境，很多细节是成年人想不到的。因为陪她们调研，一位县教育局的官员破天荒第一次在一所农村学校待到晚上10点，最后感慨说，太多情况她也是第一次见。

她们走过正在晚自修的教室，看着孩子们一个个规规矩矩伏坐在课桌前，完成了作业，无所事事，还得像木偶一样待着。有个调皮的小孩偷偷藏了一个小玩偶，在课桌下面拨弄着玩，陪着杜爽考察的老师和校长看见了，连忙冲上去，要没收那只玩偶。

这下，那位教育局官员都觉得“孩子可怜”，她对老师说：还是让他玩一会儿吧。

“那些大人拿来当作政绩吹嘘的新修的操场和跑道，对孩子来说，不会比和母亲在一起生活更珍贵。”

两周前，有一个13岁男孩的母亲林晓妮在上班的地铁上读到了《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后来她形容自己是“流着泪读完的”。

“写的简直就像是我儿子读的那所初中。”她说。

林晓妮的儿子就读于河北老家的一所寄宿制初中。直到去年10月，在北京工作的林晓妮才趁着送孩子回学校的机会第一次见到寄宿生生活的环境：教学楼看上去很气派，可厕所里的蹲坑几乎看不出原本瓷砖的颜色，粪便成堆；食堂里提供的午饭是方便面和“不带一点肉”的鱼丸、肉丸；学生宿舍没有暖气、没有窗帘、没有热水，儿子所在的房间窗户还破了，也没有人管—每天晚上，宿舍里11个孩子用冷水洗漱后，都穿着毛衣、秋裤钻入被窝；到半夜，他们必定会被冻醒，必须把被子往脸上拉一拉，才能继续入睡。

在这种情况下，生病就成了常事。

住校生也会住出“职业病”来。有机构在湖南一地为农村寄宿生进行过一次体检，发现学生们得4种病的比例畸高：皮肤病、蛀牙、中耳炎、扁桃体炎—前两种病是因为卫生条件跟不上，后两种病则源自孩子们有个感冒发烧的都会硬扛过去。

“有老师告诉我们，常常会出现孩子半夜生病的情况，可是因为没有医护知识，自己没有办法处理，只好带着孩子上乡里的卫生院。”杜爽说，“而剩下的其他孩子，只能是扔下不管了。”

林晓妮的儿子也不例外：过去的一学期，他“每个月回家都伴随咳嗽、发烧或是没食欲的症状”，发烧到头晕了还是硬扛着。而最近，他又开始耳鸣了。

不论如何，正像教学楼整洁气派的外表那样，林晓妮儿子所在的学校，在寄宿学校中还算好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1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学校实行寄宿制，成本要增加15.59%。有寄宿制学校校长认为，每增加一个寄宿生，学校至少要增加100~150元经费支出。

杜爽到过的条件差的地方，学校连宿舍都没有，孩子们住在老乡家里，自己开伙，四五年级的哥哥姐姐负责给低年级的弟弟妹妹做饭—在中西部地区，有宿舍和食堂的学校不超过50%，很多学校甚至不能为学生提供饮用开水。

对林晓妮而言，她最担忧的，是孩子每天满满当当的日程：从早晨5点半开始，除了各占20分钟的三餐，其余时间都在上课，直到熄灯前半小时才能回宿舍。

这也是歌路营更担忧的一面：相比于硬件上的不足，寄宿制学校的校园文化，课余活动严重匮乏以及农村住校生们普遍性的心理健康状况低下等情况往往被人忽视。

“儿子从前在家时那神采飞扬的样子，去学校住宿后，再也没有见到过。”林晓妮说。现在，儿子会在做作业时“很自然地”要求她：“妈妈，如果我中途停下来玩儿，你就扇我的脸。”

教育学专家尹建莉是幼龄学生寄宿制的反对者。“不管是农村孩子还是城里孩子，都是需要‘爱’的。”在北京一家咖啡馆里，她一再对记者重复这句话：“那些大人拿来当作政绩吹嘘的新修的操场和跑道，对孩子来说，不会比和母亲在一起生活更珍贵。”

“应该是把最自然最符合天性的东西还给孩子，而不是一点点剥夺走。”